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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广西

对苏联解体的另一种探索与求证

2015-04-28 15:59:52

作者:蒋红

来源:求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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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1年,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局势日渐紧张,并公然违反中央的命令。8月23日,时任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迫使戈尔巴乔夫宣读政令,将苏共所有在俄罗斯境内的苏联资产移交俄管理。戈尔巴乔夫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议会禁止了苏共在俄的所有活动。(资料图)


  《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一书由两位美国人合作撰写。其中,大卫·科兹是美国马萨诸塞州立大学阿姆赫斯分校的经济学教授,弗雷德·威尔则是常驻莫斯科的媒体人,两人都高度关注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演变,并曾亲历1991年苏联解体的全过程,该书是两人长期观察、思考和研究的产物。


  苏联解体之后,学界涌现了大量分析解读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著作,其中占主流地位的观点认为,由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内部矛盾引发的经济崩溃导致了苏联解体。而该书的价值在于,它以独到的观察视角,并且以经济学意义上严格的数据分析为基础,得出了另外一种结论:苏联的解体,是因为它的体制“被它自己的大多数精英抛弃了”,“当许多原苏联党—国精英最终认识到不值得为这一政权制度奋斗并且放弃奋斗的时候,这一政权制度也就倒台了”。因此,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失败,从根本上来讲,不仅是经济方面的原因,更是意识形态领域“来自上层的革命”所导致的。

  该书最初于1997年面世,当时赞同书中结论的人寥寥无几,因为把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归结为经济崩溃的人占据着压倒性的多数,并且时间的长度尚且不足以让人们从更深刻的角度,对这一震撼性的历史事件进行反思。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该书的观点逐渐获得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和认可,这也是该书能够不断再版的重要原因。下面我从四个方面对书中的观点进行介绍和分析。

  一、经济崩溃并非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

  
书中首先对“苏联体制”进行了结构性分析,认为苏联体制的实质是“国家社会主义”,这种体制包括了两个方面的基本架构:在经济上,全部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通过计划手段调节经济运行;在政治上,实行高度集权,权力滞留于把控制度的最高层,由少数“党—国精英”垄断政治权利。由此决定了,苏联的国家命运操纵在“党—国精英”的手中,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政治精英的意志摆布。该书以翔实的经济数据为基础,较为客观地分析了苏联体制。

  一方面,这种经济上高度集中、政治上高度集权的体制推动了苏联工业化进程,使苏联以近乎奇迹的速度从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了现代化的工业国家,并且在战后实现了经济的迅速复苏,“1950年的工业产值就超过了战前的水平。随后几十年,苏联经济一直增速迅猛”,在1928—1975年间,不考虑战争的因素,苏联经济的整体运行情况是良好的,并且运用政治手段实现了甚至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很难做到的“充分就业、个人经济有充分保障、收入分配相对平等”,有效保障了政治稳定。

  另一方面,苏联体制的弊端也很突出,主要表现为:过分集中和僵硬的计划经济体制使农业基础薄弱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轻重工业的比例严重失衡,消费品持续短缺,企业缺乏生产和技术创新的积极性;在政治体制上,等级森严、官僚气息和特权意识浓厚的精英统治模式使官员热衷于对上巴结讨好、依附投靠,在尔虞我诈的权力斗争中耗尽心机,对具体工作、对群众的愿望与需求知之甚少。并且更为严重的问题在于,这种政治体制培养、选拔出来的高层领导干部不再是具有坚定共产主义信仰和社会主义信念的人,而只是一些政治投机分子和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都是注重实际的,而不是执著于某种意识形态。他们之所以加入共产党,是因为入党对他们在职务上的提升有好处。他们受到激励,不是由于献身于某一意识形态,而是为了追求物质利益和权利”,而正是苏联“党—国精英们”在意识形态上的匮乏、怯懦和动摇为苏联的解体埋下了祸根。

  二、对苏联经济问题的反思

  
该书虽不认为经济崩溃是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但并不回避苏联后期出现的经济问题。1975年以后,由于经历长期高速增长后必然要面对经济转型,以及国际经济形势出现了对苏联不利的变化,苏联经济出现了停滞,而这种停滞使苏联经济体制的弊端较为充分地暴露出来。“在发展的早期阶段曾经如此有效的、如此迅速地实现各种相对简单的目标的高度集权的计划体制,在这个新的阶段,已经不够灵活、不相适应了”,甚至于这种体制“已经招数使尽,无力为苏联提供快速的经济增长了”。而后,随着经济快速增长的终止,苏联体制长期存在的问题都变得尖锐起来,使得重大改革提上议事日程。但在苏联的政治体制下,由于少数“党—国精英”垄断了政策制定的权力,把持着决定国家命运的绝对话语权,他们对改革的认识和态度就显得极为重要,但由于这些苏联命运决定者们在意识形态问题认识上的极端匮乏和松懈,他们不仅不能带领国家克服发展中的困难,而且最终葬送了苏联的社会主义政权。

  苏联经济走向停滞的开端,正是勃涅日涅夫执政的后期,此时,整个苏联高层弥漫着固步自封、贪图享乐的暮气,“任何微小的改革都是不可能的”,“高层官员们的职务实际上是终身的,哪怕是在他们并不干事的时候。腐败四处蔓延,而且得到领导层的容忍”。这表明,苏联的政治权贵们在意识形态方面已经放弃了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信念和追求,这些人虽然形式上还是共产党员,但实质上已经蜕变为与人民利益为敌的特权阶层,而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则沦落为他们谋取私利的工具。正是在这些意识形态上已高度“去共产主义化”、“去社会主义化”的“党—国精英”的决策和领导下,苏联于经济停滞之后坐失了十年的改革良机,为后来的政权解体埋下了致命性的伏笔。

网站编辑:刘伟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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