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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的伤害成就作家

2016-04-20 17:11:00

作者:东西

来源:当代广西网

凡是有故乡的作家,往往都会被贴上故乡的标签,比如绍兴之于鲁迅,凤凰之于沈从文,美国密西西比州拉斐特县之于威廉·福克纳,哥伦比亚北部小镇阿拉卡塔卡之于加西亚·马尔克斯,山东高密大栏乡之于莫言。因为出产著名作家,这些故乡被美丽的词句包围,尽情地享受着世人的赞美。故乡因作家而自豪,作家因故乡而生动。每一个功成名就的作家,都不会否定故乡对自己的贡献。于是乎,故乡变得优点突出,其正面功能被无限放大,而缺点却被忽略。

但我认为,恰恰是故乡的缺点成就了作家。尽管沈从文后来写了那么多关于湘西的美文,可还没成为作家之前,他是那么渴望逃离湘西。在他年少时,湘西还是一块封闭之地,教育不发达,经常打仗,饿殍遍野。他以为当兵或许是一条出路,然而,当他看见杀人如麻,当他大病一场之后,终于明白:好坏总有一天得死去,多见见新天地,在危险中咽气,也比病死好些。1922年,年仅二十的沈从文离开故乡到了北京。因为饥饿和贫穷,他写信向郁达夫倾诉。为此,郁达夫写了一封《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信中,郁达夫劝沈从文回到家乡去挖草根树根:“若说草根树根,也被你们的督军省长师长议员知事掘完,你无论走往何处再也找不出一块一截来的时候,那么你且咽着自家的口水,同唱戏似的把北京的豪富人家的蔬菜,有色有香地说给你的老母亲小妹妹听听,至少在未死前的一刻半刻中间,你们三个昏乱的脑子里,总可以大事铺张地享乐一回。”“但是我听你说,你的故乡连年兵灾,房屋田产都已毁尽,老母弱妹也不知是生是死……”这虽是郁达夫的急愤之语,却或多或少地道出了沈从文故乡的实情。所以,即便在北京忍饥挨饿,沈从文也不愿回去。

那么,鲁迅呢,他跟故乡的关系又怎样?1922年,鲁迅在《自序》中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十三岁那年,他那在京城做官的祖父因故入狱;十六岁时,他长期患病的父亲病逝,家境迅速败落。家境好的时候,他看到羡慕的眼光,听到亲切的话语。家境一旦败落,周围的态度立刻生变:话语是凉凉的,眼光是冷冷的,脸上带着鄙夷的神情。这一变化,使他感到在当时的中国,人与人之间缺少真诚的同情和爱心。带着对故乡的失望和对新知识的渴望,十八岁那年,鲁迅离开家乡到南京水师学堂学习。二十岁那年,他母亲给他订了一门他并不满意的婚事;二十一岁时,他赴日本求学。1910年9月,二十九岁的他回到绍兴担任中学堂教员兼监学,其状态是:囚发蓝衫,喝酒抽烟,意志消沉,荒落殆尽,其内心的痛苦压抑可想而知。果然,1912年2月,他三十一岁,应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之邀到教育部任职,第二次离开故乡。他对绍兴的感情极为复杂,有一种与家乡漠然隔绝的态度。证明就是他1919年底最后一次离开绍兴后,再也没有回去,直到1936年逝世,十七年不回故乡。

和鲁迅、沈从文比起来,当代作家莫言跟故乡的关系明显更为密切。早在1984年,当他阅读川端康城的《雪国》和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时,就明白“一个作家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地方”。因此,他以故乡为圆心,打造了“高密东北乡”这个文学王国。他赞扬过家乡的红高粱,描写过故乡的血性。每年他都会回乡写作,即便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他也常常回去。他认为故乡能够给他提供源源不断的创作资源。但是,他也曾经说过“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也就是说,他对故乡同样爱恨交加,特别是少年时期,恨多于爱。因为家里孩子多,他曾经被大人们忽略,自认为是最不讨人喜欢的孩子。三岁时,他掉进过粪坑差点淹死。饥饿时,他曾烧老鼠来吃,也曾偷吃过生产队地里的萝卜,甚至吃过煤块。小学五年级,他因为乱喊口号被学校劝退,成为生产队里年龄最小的社员。他想被推荐上大学,到处写信求助,却引来了贫农代表的嘲笑:“你这样的能上得了大学,连圈里的猪也能上。”此路不通,他便报名参军。从十七岁开始,他年年报名年年体检,不是体检出问题,就是政审出问题。有一次,竟在集中报到的前一天,他忽然被人替换下来。直到二十一岁那年,他终于获得当兵的机会。当他坐上运兵的卡车,当一同入伍的伙伴们泪别故乡时,他连头也不回,“我有鸟飞出了笼子的感觉”,希望汽车开得越远越好。他曾经说过故乡耗干了祖先的血汗,也正在消耗着他的生命。“假如有一天我能离开这块土地,我绝不会再回来。”

所以故乡,并非今天我们坐在咖啡馆里想象得那么单纯。她温暖过作家,也伤害过作家。似乎,她伤害得越深,作家们的成绩就越突出。真应验了海明威的那句:“作家最好的早期训练是什么?一个不愉快的童年。”以此类推,我也可以这么说:故乡对作家最大的帮助是什么?伤害他,用力地伤害他!就像哥伦比亚对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伤害那样伤害。1947年,二十岁的马尔克斯进入波哥大大学攻读法律,但仅仅读了一年,就因哥伦比亚内战而中途辍学。1955年,他因揭露“政府美化海难”而被迫离开祖国,任《观察家报》驻欧洲记者。不久,这家报纸被哥伦比亚政府查封,他被困欧洲,欠下房租,以捡啤酒瓶换钱过日子。在写《百年孤独》的那一年时间里,他的夫人靠借债维持全家生活。《百年孤独》完稿之后,他们连把这份手稿寄往墨西哥出版社的邮资都凑不够,结果只好先寄出半份。这就是作家们热爱的故乡,正如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所说:“我爱南方,也憎恨它。这里有些东西,我根本就不喜欢,但是我生在这里,这是我的家。因此我愿意继续维护它,即使是怀着憎恨。”

不可否认,故乡一直在塑造作家,但请注意,作家也反过来塑造故乡。如果没有加西亚·马尔克斯,我们怎么会留意阿拉卡塔卡小镇;如果没有鲁迅和沈从文,那绍兴和凤凰也没有这么风光。毫不夸张地说,是莫言带火了高密大栏乡。然而,我们必须清楚,作家在塑造故乡时进行了虚构。马尔克斯把阿拉卡塔卡变成了“马孔多”,福克纳把拉斐特县变成了“约克纳帕塔法县”,鲁迅把绍兴变成了“鲁镇”和“未庄”,沈从文把湖南省花垣县的茶峒镇变成了“边城”,莫言把高密大栏乡变成了“高密东北乡”。不知道是幸或是不幸?凡是出产作家的故乡,再也不是现实中的那个故乡,她被作家们添油加醋,撒上食盐和胡椒,成为一个民族乃至人类背景的缩影。故乡因此从真实的变成虚构的,从简单的变成复杂的,从封闭的变成开放的……读者们甚至更愿意接受那个虚构的故乡。常有读者按照小说中的描写寻找作家的故乡,但现实与虚构的落差往往惊破他们的眼镜片。虚构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虚构变得越来越强势,而现实乐见其成,心甘情愿地配合。2008年茶峒镇已更名为“边城镇”,“鲁镇”和“未庄”也已经在绍兴变成了实体建筑群,据说哥伦比亚有关方也正在努力把阿拉卡塔卡更名为“马孔多”。这样一来,作家们的故乡又由虚构变成了“真实”。

那个真实的故乡被商业裹胁。作家们的故乡越来越像美国电影《楚门的世界》里的背景。在主人公还没有推开天空上的那扇门之前,谁都不知道原来整个天空,包括楚门生活的环境以及人际关系全都是假的。为了利于表达,作家先虚构了一个故乡,然后读者和消费者对作家的虚构进行再虚构。一个有痛感有灵感有感动的“三感”故乡终于离我们远去。故乡的喧嚣代替了孤独,宠爱代替了伤害,虚假代替了真实……我们很难看到一个故乡能够孕育出两名以上的文学大师,原因是故乡被二度虚构了,飘飘然了,她的文学营养已被前一位作家掏空了。

网站编辑:杜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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