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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回故乡

2016-10-28 11:08:10

作者:黄伟林

来源:当代广西网

经典回故乡

——记话剧《花桥荣记》桂林首演

1963年1月15日,白先勇离开台湾赴美留学。白先勇留学的机构是美国爱荷华大学的“作家工作坊”。爱荷华大学“作家工作坊”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教学机构,“创造性写作是它教学的主要目的,平时学生的课程作业都是创作各种文类的作品,毕业时学生可以用创作的小说、诗歌作品作为毕业论文。这一机构不但培养本科生,也招收硕士生,并且,它还面向世界招收“国际学生”。白先勇到爱荷华大学“作家工作坊”攻读的就是艺术硕士学位。

在美国,白先勇写的第一个小说是《芝加哥之死》,紧接着又写了《上摩天楼去》《安乐乡的一日》《火岛之行》等被称为“海外中国人系列”的小说。1965年,在白先勇即将从爱荷华大学“作家工作坊”毕业的时候,他写了《永远的尹雪艳》,这是白先勇“台北人”系列小说的第一篇,紧接着,他又写了《谪仙记》,这是“纽约客”系列小说的第一篇。此后,白先勇暂停了“海外中国人”和“纽约客”两个系列小说的写作,专心致志写作《台北人》系列小说。从1965年写到1971年,白先勇用6年时间完成了包括14个短篇小说的《台北人》。

白先勇为什么要放下“海外中国人”和“纽约客”两个系列小说的写作,集中精力写《台北人》,对此,白先勇有自己的解释,“我想《台北人》对我比较重要一点。我觉得再不快写,那些人物、那些故事、那些已经慢慢消逝的中国人的生活方式,马上就要成为过去,一去不复返。”

无论是对于白先勇个人还是对于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台北人》确实很重要。1971年,《台北人》由台湾晨钟出版社出版;1983年,由台湾尔雅出版社出版;1985年,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1992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2000年,由花城出版社出版;2010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1999年,在新世纪即将来临之际,全球都在对20世纪人类的文化成就进行盘点。1999年3月,白先勇的《台北人》高票入选由台湾媒体评选的30部作品构成的“台湾文学经典”,在入选的十部小说作品中,名列第一。1999年6月,白先勇的《台北人》入选香港媒体评选的“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仅次于鲁迅《呐喊》、沈从文《边城》、老舍《骆驼祥子》、张爱玲《传奇》、钱钟书《围城》和茅盾《子夜》之后,名列第七,是进入前十名的唯一的当代作品。1999年8月,白先勇的《台北人》入选大陆媒体评选的20世纪“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其中,入选此百种图书的台湾文学作品只有五部,分别是林海音的《城南旧事》、白先勇的《台北人》、王文兴的《家变》、陈映真的《将军族》和余光中的《余光中诗选》。

显而易见,《台北人》已经成为两岸三地公认的20世纪中国文学经典。

《花桥荣记》是《台北人》中唯一桂林题材的作品,最初发表于1970年,讲述桂林水东门外花桥荣记米粉丫头流落台湾后在台北长春路开花桥荣记小食店的故事。米粉丫头(在台北被称为春梦婆)在台北开米粉店,招揽了许多广西籍食客,如当年的广西富商李半城、容县县长秦癫子和在长春国校当国文教员的卢先生。这些前半生大富大贵的人物,在台北过着孤苦伶仃的生活。尤其是卢先生,他为了留在大陆的未婚妻罗小姐赴台与之成婚,节衣缩食攒了15年,凑够了55000块,换了十根金条,交给了表哥。结果他遭遇的是一个骗局,15年的积蓄一去不回,15年的梦想终成泡影。经此重创,卢先生性情巨变,仅半年时间,由一个温文尔雅的贞洁男士突变为恬不知耻的乱性之徒,甚至对小学生也完全失去了原来的耐心和关爱,变得粗暴野蛮,并很快死于家中。

《花桥荣记》与《台北人》中其他13篇小说一样,写的是被命运放逐后人性的各种表现,传达了白先勇对历史失败者特有的悲悯之情;与《台北人》其他13篇小说不同的是,《花桥荣记》还真实地写出了1950—1960年代流落在台北的大陆人既无法追回往昔,又无法跨越海峡的生存状态,以桂林米粉这一文化符号为载体,表现了浓得化不开的乡愁。

我最初阅读的白先勇小说就是《花桥荣记》,刊登于1980年的《文汇增刊》第5期。当时我正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上学,这本《文汇增刊》是我从广西老乡蒙梓那儿借阅的。

1979年,白先勇小说《游园惊梦》舞台剧和《谪仙记》舞台剧在香港演出;1982年,《游园惊梦》舞台剧在台北演出;1986年,《玉卿嫂》舞台剧在香港演出;1988年,《游园惊梦》舞台剧分别在广州、上海和香港演出。2016年10月26日,话剧《花桥荣记》在桂林首演,这是白先勇作品舞台剧首次回桂林,我称之为“经典回故乡”。

我有幸在第一时间阅读了戏剧家张仁胜撰写的《花桥荣记》话剧剧本,深感小说《花桥荣记》由张仁胜改编成话剧,堪称得人。张仁胜是戏剧人,深谙戏剧之道;他是小说家,颇能领略小说艺术的奥妙;他是桂林人,对桂林地域文化有深入的了解。因为这三项综合素质,由张仁胜将小说《花桥荣记》改编为话剧,可谓文逢解人,琴遇妙手,乐遇知音。

与小说原作相比,话剧《花桥荣记》强化了桂林米粉这一核心元素,围绕着桂林米粉的秘方,将桂林米粉与地理自然、地域文化交融为一个整体,花桥、漓江、桃花、桂花、桂戏、山歌、三花酒等多个桂林文化符号在这里得到了整体的呈现,桂林米粉这个文化符号经过以上多个文化符号的充实和丰富,具体、生动、丰满地传达了作品所要表达的文化乡愁。

值得注意的是,在高度尊重原作的基础上,张仁胜在话剧《花桥荣记》中增加了中药配伍的理念和菩萨过海的意象。这是两个超越了桂林地域文化的文化符号,它提醒我们无论是阅读小说《花桥荣记》还是观看话剧《花桥荣记》,都没有必要局限于地域文化视角,而应该有文化中国的视野,这是话剧《花桥荣记》为我们留下的一个文化悬念。因为这个文化悬念的存在,话剧《花桥荣记》为观众传达了某种小说《花桥荣记》未曾传达的希望。

《花桥荣记》是张仁胜所写的第二个桂林题材的话剧。如果说张仁胜第一个桂林题材话剧《龙隐居》有着《雷雨》式“沉郁中的暴发”,那么,话剧《花桥荣记》则有着《茶馆》式“被放逐的哀婉”,我们有理由期待张仁胜更新的桂林话剧出现,并希望其成为桂林新的文化标识、文艺经典。

(作者介绍:黄伟林,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学士、硕士,武汉大学文学博士,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广西桂学研究会副会长、广西文艺理论家协会副主席、桂林文艺理论家协会主席,著有《孔子的魅力》《中国当代小说家群论》和《八桂人文和旅游文化》,执行主编《广西文化符号》《抗战桂林文化城史料汇编》,曾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中国作家协会庄重文文学奖、广西文艺创作铜鼓奖。 )

网站编辑:杜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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