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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广西

胡政之创办桂林《大公报》

2016-11-10 16:14:54

作者:黄伟林

来源:当代广西网

各种关于桂林文化城的文章,极少有提到胡政之的。然而,胡政之却是桂林文化城绕不过去的重要人物,因为,他创办了桂林版《大公报》。

在桂林文化城出版的所有图书、期刊和报纸中,没有哪个比得上桂林版《大公报》。《大公报》是民国时期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报纸,桂林版《大公报》创刊,最大程度地吸引了国内外中国报纸读者的眼球。

不是吗?

桂林版《大公报》是1941年3月15日创刊的。仅仅一个月,1941年4月,胡政之就收到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教务长马丁信函:“将本学院今年颁赠外国报纸之荣誉奖章一枚赠与贵报。”[ 胡玫、王瑾编《回忆胡政之》,274页,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6月第一版。]

奖状里有这样一段话:

该报能在防空洞里继续出版,具有非常的精神和决心。而且该报不顾敌机的不断轰炸,在岩洞里办报,保持了在中国报纸中最受人敬重、最富启迪意义和最精粹的特殊地位。[ 罗海雷《我的父亲罗孚——一个报人、“间谍”和作家的故事》,27页,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11年7月初版。]

读起来,这个给予《大公报》的授奖词好像是专门为桂林版《大公报》写的,因为,桂林版大公报正是在岩洞里办报。这个岩洞,名叫星子岩。如今,谁如果问桂林的星子岩在哪里,我相信,除非他遇到专门研究桂林文化城的专家,否则,几乎不会有人知道。

1949年4月14日,中国报业巨星胡政之陨落。第二天,上海《大公报》刊登社评,专门写到胡政之创办桂林版《大公报》的情况:

二十九年,目睹太平洋局势日恶,香港将有问题,乃于是年冬只身赴桂林,度量情形,决定创设桂林版。所择地址为七星岩后之星子岩,离城约三里许,一片荒地,人烟稀少,于是斩荆辟莱,建筑社址,三十年三月十五日桂林版发刊。是年冬香港果陷落,港馆同人次第到桂,继续工作。先生料事之明决果断,大率类此。[ 《悼胡政之先生》,上海《大公报》1949年4月15日社评。]

桂林版《大公报》总编辑徐铸成也说过:

旧《大公报》的总经理胡政之,是颇有点远见和魄力的。当香港还在纸醉金迷、灯红酒绿,“敌军决不会南进”论甚嚣尘上的时候,他就看到这个“海外桃源”总有一天会毁灭。在1940年初,他就未雨绸缪,新版到桂林觅地造屋,并陆续运进几架平版印报机及其他必要器材,建立起一个报馆;1941年初,创刊《大公报》桂林版,作为香港版一旦被迫停刊后的退步。[ 徐铸成《报海旧闻》,351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1月北京第一版。]

胡政之选择的这个地方就是星子岩,在如今桂林普陀路和朝阳路交叉处西北角,面对普陀路。沧海桑田,这个岩洞当年是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报纸的所在地,如今,却无人问津,哪怕走到它面前,不仔细观察,也不会知道这里有一个岩洞,更不会知道这里曾经是《大公报》桂林馆。

徐铸成多次描述过星子岩:

胡政之选定的馆址,是在七星岩左侧的一个小山麓。这座小山,高不过几十米,山脚有几个小洞,大的可作机器间,小的则备职工防空,不知是原有的名称,还是自己杜撰的,我们大家叫它星子岩——是七星岩的“小仔”。[ 徐铸成《报海旧闻》,352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1月北京第一版。]

星子岩者,乃七星岩后侧一独立小山。《大公报》社即建址于是,山有岩洞,可以安放机器房,并可为职工躲警报之用。馆舍虽木结构,亦楚楚整齐。编辑部、经理部、工厂及职工宿舍,简单而完备,并有一小礼堂供应酬、集会之场所;平时可为职工业余文娱之地,胡先生及文彬兄(王文彬,时为桂林馆副经理,驻桂逾三年,和各方关系很好)擘画有方,尤足见胡先生之远见。[ 徐铸成《徐铸成回忆录》,89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1月北京第一版。]

创办桂林版《大公报》,充分体现了胡政之的远见卓识和办事才能。几乎可以说,桂林版《大公报》是他一个人一手创办的,原来《大公报》记者尹任先这样说,“近十年来,政之先生以办桂馆前后最为兴奋”,“在桂馆刚出版时,一切事几全要他躬亲”,因为创办桂林版《大公报》太不容易,以至于胡政之事后有感而发:“遇事不能胆怯,也不能任性,有时正面碰钉子是免不了的,但要耐着性子去想方法,不能灰心,必要时,不惜兜圈子来达到目的。一件事的成功,必要具备毅力、耐性和勇气,年轻人千万不可使性子!”[ 尹任先《政之先生谈片追记》,香港《大公报》1946年4月21日。]

其实,创办桂林版《大公报》,不仅体现了胡政之的远见卓识和行事才能,而且,还能体现胡政之思想上的深谋远虑和行事上的长期积累。我指的是早在1935年初,胡政之曾经在广东旅行4天,在广西旅行10天,对两广进行了深度考察,并撰写了《粤桂写影》记述了他的观感。

虽然标题“粤桂写影”,但内容却是一边倒地写广西,文章开门见山:

从广东到广西,最易叫人感觉到的便是广东富而广西贫,广东大而广西小,但是广东吃亏就在富而大,广西却因贫而小反得便宜。他们因为贫,所以上下一致,埋头苦干;因为小,所以官民合衷,感情融洽。又因为自知其为贫而小,所以当局的人们,非常虚衷谦抑,很欢迎外省人士的合作与批评,办事虽然带一点“土气”,然而诚实有朝气,是在任何地方没有如此普遍的。……我们在各处遇见广东人,几乎一致不满于广州现政权,到了香港,所听攻击粤省当局的论调更多;惟有广西,从梧州到柳州桂林,随时随地,都看得出上下协和,军政民团结一致的精神。广东官民苦乐贫富,相差甚远,广西却可以说是“共苦均贫”,这是广西上下融洽的原动力。美国艾迪博士前月在广西视察,认为非常满意,他有一篇文章,叙述感想,有一段说道:若杂处民间而随处可闻人民讴歌官吏之德政者,我惟于广西一省见之。人民之言曰:吾省之官吏皆努力而诚实,其中多有一贫似吾辈者,彼等绝无赌博浪费贪污等弊,且早眠早起,清晨七点半即在办公室矣。这些话都是事实。总之,广东官民之间,虽不尽是相抗对峙,至少是界限分明,广西却是浑然一体![ 胡政之《粤桂写影》,黄伟林编《抗战桂林文化城史料汇编·广西人文卷》,73页。]

我想,正是因为1935年胡政之已经对广西有了深度了解,他才能够在1940年未雨绸缪作出决断到桂林创办桂林版《大公报》,并且,他与广西当局有相当的认同,他的决断才能得到广西当局的帮助支持。

1941年4月15日,桂林版《大公报》发表社评《广西精神》。这正是胡政之的安排,对此,《大公报》桂林馆副经理、《广西精神》作者王文彬专门回忆过这件事:“有天,胡先生在胡公馆约我谈话,主要教导我学习写社评的重要性,并出了一个题目,让我试写‘广西精神’的艰苦奋斗,加强本报和广西当局的联系,争取广西读者对本报的支持和帮助。我试写了这篇社评,经过胡政之先生修改后发表。”[ 王文彬《我与大公报·抗战六年在桂林》,选自《我与大公报》,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5月第一版。收入胡玫、王瑾编《回忆胡政之》,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6月第一版。]

桂林版《大公报》1941年3月15日创刊,1944年10月13日停刊。时间长达3年半。

网站编辑:杜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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