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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广西

警报时间创作的文学名著

2017-02-20 14:51:29

作者:黄伟林

来源:当代广西网

1942年3月9日,茅盾夫妇在香港沦陷后几经辗转到达桂林。

在桂林,茅盾住在西门外丽君路南一巷一座新盖的二层楼房里。这二层楼房是文化供应社的宿舍,分前后两栋,前楼为上房,上下共八间,后楼为下房,只有四小间,两楼中间有一个天井。这两层楼房里面住的全是文化界赫赫有名的人物。其中,宋云彬一家和一个“皮包书店”的王姓老板及其外室住前楼楼上四大间,楼下为出版社的库房,堆满了纸和书;金仲华兄妹和邵荃麟夫妇在后楼楼上各住一间,楼下两间是厨房。茅盾是在桂林房子最紧张的时候来到桂林,找房子极不容易,还是邵荃麟把他楼下的厨房让了出来,如此,茅盾才算是在桂林有了自己的家。

根据茅盾的回忆,邵荃麟让给他的这个厨房大约八九个平方米,只能放一张双人床和一张桌子,茅盾的夫人孔德沚买了点简单的竹制家具,他们便将就住下了。

这个厨房变通而成的住房霉气蒸郁,蚊子极多,而且没有电灯,晚上照明靠的是桐油灯。茅盾眼睛有病,晚上不能写作,只好在白天与夫人孔德沚合用那张唯一的方桌:孔德沚在房门口做饭,油盐酱醋的瓶瓶罐罐占了半张桌子,茅盾则利用另一半桌子,歪坐在竹凳上,写他的小说。

在桂林,茅盾不仅遇到住房小的问题,而且还面临噪声大的环境。根据茅盾本人的描述,每天到了一定的时候,他那间小房外面的天井就变得非常热闹。楼上经常是两三位太太,有时还加上个把先生,倚栏纵谈赌经,楼下则是三四位女佣在洗衣弄菜的同时,交换着各家的新闻,杂以诟谇。楼上是站着发议论,楼下是坐着骂山门,交相应和。这番情景让茅盾联想到唐朝的坐部伎和立部伎,于是他称之为“两部鼓吹”。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从1942年3月9日到1942年12月3日,在短短不到九个月的时间里,茅盾的文学创作获得了丰硕的成果。到桂林的第二个月,即1942年4月,他开始写中篇报告文学《劫后拾遗》,5月1日完成。1942年6月,他开始写长篇小说《霜叶红似二月花》,而在写《霜叶红似二月花》的同时,茅盾又写了七个短篇小说,分别是《耶稣之死》《列那与吉地》《虚惊》《太平凡的故事》《参孙的复仇》《过封锁线》和《马达的故事》,此外,还写了数十篇散文、杂文、文艺论文和旧体诗,散文有《新疆风土杂记》,杂文主要有《雨天杂写》系列五篇,文艺论文主要有《杂谈文艺修养》《有意为之》《大题小解》《谈人物描写》《“诗论”管窥》,等等。

在桂林,茅盾除了写作,也有游览。根据他的著述,他至少游览了灵渠、漓江、月牙山等桂林风景名胜。

在《雨天杂写之一》中,茅盾写到他游览灵渠的感受:

前些时候,有一个机会去游览了兴安的秦堤。这一个二千年前的工程,在今日看来,似亦没有什么了不起,但在二千年前,有这样的创意(把南北分流的二条水在发源处沟通起来),已是不凡,而终能成功,尤为不易。

秦堤即灵渠。茅盾此文,目的不在写灵渠,而在写与秦皇汉武有关的历史。秦皇汉武如今已经定格为中国历史上的有为君主,但茅盾对他们的看法却颇有意思,他指出“秦始与汉武同样施行了一种文化思想的统制政策”,他说:

我有个未成熟的意见,以为秦始和汉武之世,中国社会经济都具备了前进一步、开展一个新纪元的条件,然而都被这两位“雄才大略”的君主所破坏;不过前者尚属无意,后者却是有计划的。

文章中,他对秦始皇和汉武帝如何破坏了当时的商业经济有具体说明,其基本观点大概为中央经济压制了民间经济。茅盾是中国作家中少有的对社会经济制度有深入研究的人物,长篇小说《子夜》在此领域有独到表现。《雨天杂写之一》透露出来的这个观点是值得重视的。

在《桂林春秋》中,茅盾写到了他的漓江夜游:

大约在九月间,亚子以国民党监察委员的身份,从广西省政府弄来一条游船,约集我们十多个人(记得有陈此生、田汉、熊佛西、杨东莼),带了家眷,乘船于月夜顺漓江而下,一路上饮酒、吟诗、观景、赏月,天明抵达阳朔,登岸游览,下午乘木炭汽车回桂林。

离开桂林几天前,茅盾游览了月牙山:

十一月二十九日,柳亚子、田汉夫妇等请我们到月牙山吃豆腐,为我们饯行。月牙山为桂林名胜,紧傍漓江,山上有寺,殿堂筑于山洞中,山前有一素菜馆,煮的豆腐远近闻名,被誉为桂林三宝之一。我们品尝着滑嫩鲜美的豆腐,远眺笔立的群山,耳听漓水的喧哗,不禁为这几年来国事之艰难,文网之森严,以及朋友们聚散之无常而概叹。

居住桂林,茅盾也努力了解广西,专门请陈此生为他借得一部《广西通志》,通过读书,茅盾对广西山水形成了自己的认识:

而且我又借此领悟了一点点。这一点点是什么呢?说来贻笑大方,盖即明白了广西山水之美,不在外而在内;凡名山必有佳洞,山上无可留恋,洞中则幽奇可恋。石笋似的奇峰,怪石嶙峋,杂生羊齿植物,攀登正复不易,即登临了,恐除仰天长嘨而外,其他亦无足留恋。不过“石笋”之中有了洞,洞深广曲折,钟乳奇形怪状,厥生神话,丹灶药炉,乃葛洪之故居,金童玉女,实老聃之外宅,类此种种,不一而足,于是山洞不但可游,且予人以缥缈之感了;何况洞中复有泉、有涧,乃至有通海之潭?

当然,最让茅盾有感而发的还是桂林的文化环境:

桂林市并不怎样大,然而“文化市场”特别大。加入书业公会的书店出版社,据闻将近七十之数。倘以每月每家至少出书四种(期刊亦在内)计,每月得二百八十种,已经不能说不是一个相当好看的数目。短短一条桂西路,名副其实,可称是书店街。这许多出版社和书店传播文化之功,自然不当抹煞。

多年后他写回忆文章,对桂林亦有概括性的评价:

桂林在抗战中是有名的文化城。广西地方当局为确保自身利益和抗衡重庆政府的压力,在一段时间内曾对共产党采取了一定程度的合作态度,允许若干的进步活动。他们招揽了大批进步文化人到桂林工作,创办了好多进步刊物,使得桂林成为一个民主空气比较浓厚,文化生活比较活跃的城市。皖南事变后,形势有了变化,各种限制增加了,图书检查严厉了,但比之当时令人窒息的重庆,桂林仍旧算是块“宝地”。因此,香港沦陷后,脱险回到内地的文化人投奔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桂林。

大文豪茅盾来到桂林,桂林的出版社、杂志社纷纷向他约稿。当时有一个学艺出版社,是生活书店桂林分店的化身,获得了《劫后拾遗》的出版权。另一家华华书店,则获得了《霜叶红似二月花》的出版权。此外,《中学生》《新文学连丛》《诗创作》发表了茅盾在桂林写作的文艺论文。孟超为集美书店编的《艺术新丛》、凤子接编的《人世间》、周钢鸣编的《种子》,还有《山水文艺丛刊》等刊物,都获得了茅盾的文章。

人们意想不到的是,茅盾在桂林写作的这许多作品,其最佳的写作时间是每天两三个小时的警报时间,对此,茅盾回忆:

来到桂林,空袭警报便成了家常便饭,除了雨天,几乎天天拉警报,每次二三小时不等,不过敌机不常来,偶而听到飞机声,甚至炸弹爆炸声,目标多是郊区的飞机场,军用仓库之类。但桂林人就此养成了习惯,每天总有两三个小时在防空洞内度过。桂林钟乳石的岩洞很多,洞内宽敞,坚固而又阴凉,人们乐得在里面休息。不过我和德沚从来不躲警报,我的逻辑,炸弹不长眼,它要落到你头上,躲也没有用。况且那两三个小时我的灶披间最安静,既无来访的客人,“两部鼓吹”也进了防空洞,我可以专心写作。

抗战时期云集桂林的文化人数以万计,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更是数以万计,然而,如今还传世的作品确实不多,但有一部作品确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着非同寻常的地位,那就是《霜叶红似二月花》。

1943年10月20日下午,在桂林蜀腴川菜馆召开了一个座谈会,参加者有巴金、艾芜、田汉、安娥、孟超、林焕平、周钢鸣、洪遒、胡仲持、胡明树、孙怀琮、黄药眠、韩北屏、灵珠、司马文森、端木蕻良,会上,与会者对茅盾刚刚出版的《霜叶红似二月花》进行了高度评价,最后还联名给茅盾发了电文,称“先生此作,为抗战以来,文艺上巨大之收获”。

网站编辑:杜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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