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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广西

文化城对广西的意义

2017-07-20 09:43:59

作者:黄伟林

来源:当代广西网

桂林文化城作为一段历史,的确显赫。然而,如果历史只是让后人聊天时足以炫耀的谈资,那么,这样的历史究竟有多大意义?

穿行在那些由数以亿万计的文字构筑的历史殿堂中,我常常思考历史具有怎样的价值,抑或意义。

我以为,当某种历史对人类文化的发展、对人类文明的进步产生了推动作用的时候,这样的历史一定是有价值、有意义的。

桂林文化城应该属于这样的历史。

我想用几个历史细节,对比桂林文化城前后的文化情形,说明桂林文化城对桂林和广西文化发展、文明进步的推动作用。

首先说一下《广西日报》。

《广西日报》有一个演变发展的过程,其前身是《南宁民国日报》。1936年,广西省会从南宁搬到桂林,适合当时的需要,把《南宁民国日报》的机件也搬到了桂林,改组为《桂林日报》,后来又改为《广西日报》。仕学《桂林的新闻事业》告诉我们,《广西日报》1937年6月创刊,最初的篇幅一大张,抗战后缩小为一小张,晚上有重要的消息也出过晚刊。不过,当时桂林人士读晚报的兴趣很少,所以后来索性就是一张四开报纸问世,字体是老五号为主,还有一部分广告,看上去,新闻的确太简单了。当时的销数是约数千。它的新闻来源完全靠抄取中央社的新闻广播。社论时有时无,读者自然也不苛求它有什么好的内容了。在当时人们的眼里,抗战以前桂林的新闻事业,真是幼稚得可怜,全市仅仅一家《广西日报》而已。而《广西日报》,按梁超史《桂林新闻事业》的评价:论其编排、内容、印刷,实够不上是现代城市的报纸。

变化正是从武汉沦陷发生的。武汉沦陷是桂林成为文化城的起点。

报纸作为当时最具影响力的传播媒介,极其敏感地反映了当时的变化。

1938年10月25日,《扫荡报》以英勇的姿态,战斗到武汉保卫战的最后一天,离开汉口。1938年12月15日,《扫荡报》在桂林恢复出版,成为桂林文化城《广西日报》之外第二家报纸。

因为《扫荡报》的出现,《广西日报》在桂林一家独大的局面终于改变,仕学《桂林的新闻事业》如此评述:

《扫荡报》出版以后,给《广西日报》一个大刺激,它是走向猛晋之途了。首先在(民国)二十八年三月间恢复了一大张,跟着字体也换为新五号字为主体,社论也逐日发布了,副刊也配合着抗战的需要,尽量向抗战文艺的路上走。有一个时间,还逐日刊载国内外重要时事铜图。看它不多久又采用横报头,不多久又采用很多很大的花边新闻,不多久又恢复各种形式的标题,就知道它是无时无刻不在力图改进,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新闻专电现在也有一些了,专论也不时来上一篇,比起两年以前的《广西日报》,可以说是另是一番面目了。

该报现在的销数,几近万余份。以一个纯地方性的落伍报纸,因抗战而跃进到今天这个形式的报纸,该报负责人的改进毅力是不能不令人敬佩的。

《广西日报》的进步,在当时人们的眼里,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梁超史《桂林新闻事业》也认为:

《广西日报》系广西省党部、省政府合办的报纸,无论其过去水准如何,然而在广西省政推进的过程中,是尽了号角手的责任。要是说,广西省政著称于中国,《广西日报》的贡献,实在也不可蔑视的。今日的《广西日报》,在编排、印刷、新闻上,都有着显著的进步。据桂林报界老前辈言:今日的《广西日报》,确是至少进步了五十年了。

我们每天展开《广西日报》来看,都可看出他锐意改进的特点,能够和“扫荡”“大公”一样的,它尽力自收专电,以期新闻报导不落人后,对于外国的时论也很努力的翻译介绍,星期专论,亦极注重。采访方面,因各县的党政工作人员,多是它的通讯员,所以报导本省各县的消息,颇为周详。至副刊的《漓水》,也编得不错,他们这样爱进步的精神,是很值得敬佩的,同时有朋友指出,这就是广西精神。

这是桂林文化城促成的《广西日报》的进步,接下来,我们再看看广西音乐教育的进步。

我们都知道广西是“歌海”,但这个 “歌海”是“山歌之海”,而非现代的音乐教育。行健《广西的歌咏工作》一文描述了抗战以前广西学校音乐教育的情况:

广西早年的学校唱歌技术,简直坏得不像唱歌,而像是一种随便唱出来的一些“无所谓”的声音。即许唱成了一个歌,也免不了随己所喜加上些油腔滑调的“装饰音”,一提起唱歌便好像一定是女子的事,男人便要唱也常以能模仿女声为荣。学生群、士兵群简直找不出一个完全唱得对的歌,他们将党歌唱成三拍子,“咨尔多士”(注:诸位爱国的志士们)等八个字唱成四分音符,凡是三连音或半拍子的音准唱错,在他们的间阶中没有“4”或“7”,“4”必唱成“3”,“7”必唱成“1”。士兵和学生的歌唱是直接影响到民众的,兵队每在街上走过一定唱歌,首先是街上的小孩子学会了,回到家里唱出来,给家里的人学会了,他们学得的多半是错误的。在无线电播音事业不发达的地方,在留声机不普遍的地方,人们几乎无法唱到正确的歌唱。一味凭着士兵学生热情的迸发,和粗壮的叫喊将发展到怎样呢?

抗战爆发后,广西有关音乐机构联手推广正规的现代歌唱方式:

要打开一个新的歌唱风气,得先从知识青年着手,为着这,国防艺术社即与广西音乐会接洽,组织一个“抗战歌咏团”。桂林所有的音乐专门人材都联合起来主持这一工作,教导委员会即由这些人组织而成,他们都是专门音乐工作者,且直接在桂林中等以上学校任音乐教师。同时,和教厅和县府接洽,凡教厅县府所属的学校学生都规定集体加入抗战歌咏团。

抗战歌咏团决设高级组以为分配派到各小组的干部。高级组选拔各小学的优秀音乐教师和其他有唱歌素养的青年加以严格训练,当时总负责训练者是满谦子先生,余外还有陆华柏、江丽芳、张碧如诸先生,他们一方面是高级组的教师,一方面又自行分配到各中等学校组去教授,教导委员会决定一首歌,晚上教高级组数十人唱好,第二天这数十人即分头教他们所担任的单位,所以一首新歌,今天是数十人唱,明天便有数千人唱,各个不同的角落,各个不同的程度和年龄却唱着相同的歌。高级组所学的不仅是唱歌,还有发音及其他乐理。

他们的推广工作是非常有成效的:

(抗战歌咏团)成立以后一个月即举行一次轰动华南的火炬歌咏大会,参加人数一万余人,以扩音机领唱,铜号伴奏,一时万人空巷,熊熊火炬配合万众歌声,游行行列达数华里。香港某制片公司特辑成声片至各地放映。盛况空前,短时间内,几乎桂林所有小孩士兵都放弃了他们的旧的不好的歌,放弃了旧的不好的唱法,而唱抗战歌咏团的歌。

我接触过一些年逾八旬的老先生,不经意间我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能唱许多抗战歌曲,唱词牢,发音准,在对照抗战时期广西音乐教育的情况后,我对这个现象有所理解。桂林文化城大众音乐教育成效是很明显的。

最后说一家出版社。

今天人们都知道桂林有两家出版社,分别是漓江出版社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人们还喜欢说,在中国,拥有两家出版社的地市级非省会城市是不多的。这也是事实。更重要的是,这两家出版社还非同寻常。20世纪80年代漓江出版社是与人民文学、上海译文齐名的中国三家最优秀外国文学出版社。21世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是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齐名的中国两家最优秀的人文艺术出版社。中国最绚丽的两朵出版之花为何落户桂林?这个问题实在不好回答。我们是否能够想当然地认为抗战时期桂林曾有出版城之誉为桂林种下了优秀出版的基因?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桂林这两家出版社多少与抗战桂林文化城有关。比如,漓江出版社的题名者为茅盾,这与茅盾当年旅居文化城多少有些渊源;广西师范大学得以成立据说与林焕平有关,林焕平恰恰是当年桂林文化城相当活跃的文学评论家。

不过,这些都是后话。回到抗战时期的桂林文化城,我要说的出版社是文化供应出版社。

当年桂林文化城有商务印书馆桂林分馆、中华书局桂林支局、生活书店桂林分店、新知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桂林分社,这些鼎鼎大名的出版社,大都是分社,或者是因为战争迁徙到桂林的出版社,而文化供应出版社则是广西本土的出版社。

文化供应社可以说是广西半官方的出版社,其发起人大半是广西省当局的负责者,董事长是广西参议会议长李任仁,实际主持人为陈劭先。中共秘密党员胡愈之曾参与策划文化供应社的筹备工作。胡愈之、傅彬然先后做过编辑部的负责人。宋云彬、曹伯韩、邵荃麟等均为编辑,全社职员共了四五十人之多。涵紫《一年来的桂林文化界》如此评价:“凭着雄厚的资金,以及种种有利条件,文化供应社俨然成为目前桂林出版业的巨擘,最近二三年所出版的书籍数目,足以压倒其他任何出版机关。”

这一桂林出版业的巨擘,在推进广西地方文化事业上,颇有建树,涵紫《一年来的桂林文化界》告诉我们:

在推进广西地方文化事业上,文化供应社因为得地方行政机关的协助,已经收到了相当大的效果。譬如:各种中小学生的课外补充读物,通过教育机关之手,有计划的播送到青年学生群中,各种通俗读物的小册子,以及连环图画,常识挂图等,也通过各种县立图书馆及乡镇公所的关系,大量的散播到民众中去。广西省内许多偏僻的小县,从前没有一点文化影子,现在则经常可以看到文化供应社的出版物了。

1984年我曾经带学生在藤县中学教育实习,闲暇时间就呆在藤县中学图书馆读书。我印象最深的是,在这个图书馆,保存有大量民国时期的出版物。可惜当时我对桂林文化城几无所知。我无法证实这是当年文化供应社供应的图书。但是我推想,在广西那些未经战火摧残或人类愚蠢行为损毁的老学校,或许至今还保留着文化供应社供应的图书。当年广西这个文化偏远山区,的确需要这样的文化供应。

网站编辑:杜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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