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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名家东兰老区行】凡一平:关于韦拔群三件事情的随想

2017-10-23 13:39:59

作者:凡一平

来源:当代广西网

我对韦拔群声名或形象的敬仰由来已久,我五六岁的时候,韦拔群的故事就通过图画、口述进入我的视觉和听觉,与我外婆夜夜讲的神话故事一起,让我好奇和兴奋。那时候我并不知道韦拔群就是距离我家乡不远的同一个地区的东兰县人,因为我不知道东兰有多远。等我知道东兰有多远的时候,我已经长大了。

我第一次去东兰,已人至中年。那是一次政协委员的视察,因为视察地点之一显示东兰,所以我报名去了。我心里清楚我此行是奔韦拔群去的。我要看看那里的山河,是怎样的巍峨和壮阔,才能孕育出韦拔群这样彪炳中华的杰出人物。如果有可能,我还要体会那里的民风,是怎样的直率、勇敢和坚强,方能使农民领袖韦拔群顶天立地、大义凛然,并且视死如归。说实话东兰之行比我以往拜谒的伟人故里更让我向往,因为伟人之中数韦拔群家离我家最近,实际上我们是河池同乡,韦拔群又是和我同一个民族的人。我对本民族英雄的拜谒终于成行感到宽慰和踏实,像是完成一个夙愿。

那次的东兰之行至今难忘——我首先在东兰革命烈士陵园,祭拜“韦拔群烈士之墓”。当我知道墓里是韦拔群没有头颅的遗骨,我首先感到的是寒心。一个人死后尸首分离,是很不幸的事情,就算是普通人也让人难受,何况是一名革命先烈。立即我想到革命者“抛头颅,洒热血”,一股真切的敬仰之情油然而生,因为那不是一句空话!离开韦拔群墓后,我到了韦拔群故居——武篆镇东里村东里屯。在特牙山山腰上,一幢泥砖瓦房赫然独立,像一块巨大的玉石。那天虽然阴雨连绵,却依然让我看到了它的光辉。让我更加震撼的,是房屋背后左侧的一排坟墓,那是韦拔群亲属烈士墓群,分别葬着韦拔群的爷爷韦天宝、奶奶黄小梅、父亲韦尔章、胞弟韦茎韦菁、生母黄祖梅、嫡母王的记、庶母陈的姣等,一共十七人,他们都是因革命或因韦拔群而牺牲,其中三位母亲均是同时被敌人围困死于山里。看着这些沉默、残酷的坟墓,没有人的心情是轻松的。一个家族为了革命,或为了一个革命者,几乎全部牺牲,那该是对敌人多大的恨,对亲人、穷苦人多大的爱呀!

那次之后,我又数次去了东兰,或因为旅行,或因为扶贫,但每一次东兰行,都围绕着韦拔群。他像一座高山、一面旗帜、一座灯塔、一座庙,让我瞻仰和沉思。有一段时间,我痴迷地搜索和研读关于韦拔群的历史资料,期望从资料里了解和发现更多的事迹和真相。我在资料里看到的大多是记录韦拔群的行为,是对历史客观的记载。但我更想从韦拔群的行为,了解他的动机和心理活动,他的每一次行动,都是因为什么?为了什么?怎么想的?这些资料里鲜有记载,或不明说,或说了我不甚明白。或因为如此,给我留下了一定的想象空间,让我以史为据,从道义的角度、人性和命运的角度,去挖掘和还原作为革命者和人的韦拔群的节操与情感,试图理解一些现代人所不大能理解的先烈的奋斗和牺牲。

我想到的第一件事情,是红七军整编的时候,“韦拔群坚决执行前委(前线委员会)的决定,挑选最优秀的战士和最好的武器拨给北上部队,毫不犹豫地将以东凤主力为主的第三纵队全部编入第十九师,只留下70多名体弱多病的战士和一些旧武器,组建二十一师,坚持根据地斗争。”

这件事情史料就是这么写的。看上去很简单,看起来韦拔群这么做很容易。但我想韦拔群做出这个决定或服从,一定很艰难。第三纵队,四千多人,那可是他拉起来的部队和跟随他出生入死的子弟兵,就这么交给了邓小平和张云逸。他舍得吗?他放心吗?

我可以想象,在执行决定的前夜,1930年11月8日的夜晚,在河池县城我后来大学班主任吴景岚的父亲吴自若先生的住宅里,二楼邓小平的房间,邓小平、张云逸与韦拔群的谈话和讨论,一定不是轻松愉快、谈笑风生的。即使邓小平再幽默,即使张云逸是个协调高手,即使韦拔群豁达大度,三人或包括在场的人,都一定很沉重和难过。从史料判断,韦拔群并不是主动将自己的队伍主力,交给北上部队的。那么他在听到决定的时候,感到突然甚至错愕,这样的反应应该是正常和情有可原的。疑惑或发问,之后是沉默,长时间的沉默,桌上或地上堆砌的烟头像颗粒全无的玉米棒,反映三人的矛盾和揪心。然后韦拔群发现,邓小平、张云逸和他一样难过,甚至比他还要痛苦。他慢慢地觉悟到前委作出的这个决定,不是因为对他不信任,而是恰恰相反。但这又是一个十分艰难的决定,艰难到宣布决定和做思想工作的战友找不到妥帖的话来说服和安慰。时间分分秒秒地过去,韦拔群堵在心中的块垒却渐渐地除去。舍不得自己创建的武装,那是军阀,可我是共产党人——这个雷霆般思想,一定不断地在韦拔群的心中炸响。天不亮的时候,韦拔群抬头,并站起来,说:我服从前委决定。邓小平和张云逸听了快速站起,轮流与韦拔群握手,或许还有一个短促却有力的拥抱。

接下来的问题或难题是,第三纵队的数千子弟兵,不愿意离开韦拔群北上,他们要求和呼唤着“拔哥”,请拔哥要么跟他们走,要么一同留下。但是他们的请求和呼唤,随着9日下午部队开拔的号令,停止了。数千名来自东兰、凤山、巴马的子弟兵尽管对拔哥多有不舍,但还是北上了。为了这统一的步伐,可以想见拔哥做了多么艰难而有效的工作。为了迅速做通子弟兵的思想,甚至制止有可能的哗变,韦拔群会不会骂了吵闹的士兵?会不会差点毙了带头抗拒的军官呢?总之下午的情形是风平浪静。拔哥和70多名体弱伤残的战士,站在练兵场边上,望着北上的队伍越来越远。兵分两路的队伍像一条大河和一条小河,所有的人都眼含泪水。

当天,韦拔群率领他剩下的70多名战士,带着第二十一师的番号,从河池连夜赶回东兰。在几个月的时间里,他重新拉起了一支两千多人的队伍,转战东兰、凤山、巴马山区,直到被自己的侄子杀害。

韦拔群被自己的侄子韦昂杀害,这是我常想的第二件事情。这件事情十分让我困扰和不解。于情于理,亲人都应该是自己最信任的人,尤其是战争或恐怖的年代。事实上,韦拔群是把侄子韦昂当作最信任的人看待的,不然也不会将他长期带在身边。而侄子韦昂,谁会去想或谁能想到,他竟会灭绝人伦,杀了自己的叔叔。

“1932年10月18日,韦拔群和警卫员罗日块在香刷洞与红七军二十一师政委陈洪涛开会,商量好带部队往贵州转移的方案后,就在洞中等待韦昂,陈洪涛则带着警卫员转移到其他山洞躲藏。知道韦昂要来给自己送药,一向谨慎的韦拔群还叫警卫员罗日块到山顶观察,看韦昂和陈的伯(韦昂小老婆)来的时候,他们身后是否有国民党军和便衣队跟来。在确认韦昂和陈的伯没有携带武器,背后也没有国民党的人跟来,罗日块才让韦昂和陈的伯进入洞中。此时已是深秋,山上寒气逼人,韦拔群正患疟疾,浑身忽冷忽热。韦昂先喂了韦拔群一碗中药,又从背篓中取出菜刀和已煮熟的鸡,切肉给韦拔群和罗日块吃。吃饱以后,生病的韦拔群在洞中的竹板床上睡下。临睡前,他还将自己随身携带的驳壳枪枕在头下,而罗日块则到洞口警戒,提防国民党军来袭。10月19日凌晨,韦昂想到要对朝夕相处、群众爱戴的革命领袖下手,一时犹豫不决。陈的伯看到韦昂迟迟不下手,就偷偷地用手使劲掐他的屁股,催他赶紧动手。韦昂一狠心,突然从韦拔群头下抽出驳壳枪,朝他的头部连开两枪。听到枪声的罗日块返回洞中,结果被韦昂用枪顶住胸口,身上的枪也被缴下。韦昂手持双枪,逼迫罗日块用刀将韦拔群的脑袋砍下,装入背篓中,并逼罗连夜背下西山,交到了在武篆驻守的国民党军手中。因韦昂求情,罗日块后来被国民党放走,隐姓埋名去了凌云,最后遁入贵州不知所踪。”

这是史料的记载。从记载中,我看到了韦拔群的警惕和麻痹,也看到了韦昂的犹豫。无论如何,韦拔群是被自己的侄子杀害了。在亲情和金钱面前,韦昂选择了放弃亲情。这样的悲剧在和平和繁荣昌盛的时代也在发生。我想的是,如果没有我上面讲的第一件事情,韦拔群没有留下,而是随大部队北上,第二件事情是不是就不会发生?第二件事情如果不发生,韦拔群爬雪山过草地、身经百战,终于迎来了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和战友邓小平、张云逸继续并肩建设国家,那该是多么美好的事情。但是历史没有如果。韦拔群没有活到革命的胜利。他牺牲了。迎来美好生活的是他的部分的士兵、战友和许许多多他为之献出生命的人民百姓。

我过去以为,韦拔群的故事,在他牺牲后,到1939年,叛徒韦昂恶有恶报,被地下党除掉,就没有了。殊不知,在我深入研读韦拔群史料的时候,发现谋害韦拔群的凶手还没有全部肃清,共犯刘治和陈的伯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962年才全部抓获——

“1960年初,一封来自革命老区东兰的信,摆在了自治区公安厅厅长钟枫的案头,写信的人是老红军战士、时任东兰县副县长的杨正规。杨正规在这封信中说,中华人民共和国都已经成立10年多了,当年杀害韦拔群烈士的凶手却依然逍遥法外 。他请求公安部门派人缉捕凶手,早日为革命烈士报仇。曾任红军第三军团保卫局执行部干事的钟枫看到这封信后,责令百色专区公安处的负责人,要求公安处立即组织人员,展开侦破。对于来自自治区公安厅的破案命令,百色专区公安处和东兰县公安局却显得很为难。当时正值国民党反动派叫嚣反攻大陆最猖狂的时候,地方公安部门应对反革命和国民党特务分子的任务很重,抽不出人手去追查谋害韦拔群的凶手。于是,百色专区公安处向公安厅打报告,请求公安厅选派破案经验丰富的侦查人员到东兰破案 。”

“…… 樊恒荣,1960年时任自治区公安厅看守所所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直在公安系统工作,有丰富的刑事侦查经验。经过研究,自治区公安厅领导决定派他到东兰破案,任务就是追查当年谋害韦拔群的凶手的下落,将他们捉拿归案。”

这资料让我振奋和感动不已,一是因为韦拔群的故事还有后续,而是侦破此案的公安樊恒荣是我本家。

樊恒荣和助手陆宗祥靠骑马、走路,在41天时间里,走遍了东兰的每一个公社,还先后到了都安、巴马等地,先后访问了大量在职干部、革命老同志、群众,并讯问了在押犯人148人,搜集到了大量证人提供的证词和证据。这些证言和证据,将韦拔群被害的案情真相勾勒出来——为了能抓到韦拔群,当时的国民党百色民团指挥部上尉参谋刘治,带兵化装成平民百姓,在东兰、巴马、凤山、果化一带四处查找韦拔群的下落。后来,他们查到韦拔群警卫队长,韦昂的小老婆陈的伯的住所,就派刘治秘密抓捕了她。刘治对陈的伯进行刑讯逼供,她受不了酷刑,就答应了刘治的要求:由她引韦昂出来,劝说韦昂借机杀害韦拔群。陈的伯被放回后,设法寻找在山中与韦拔群一起躲避国民党军围剿的韦昂,让他回到东兰县东里屯的山上与自己见面。韦昂赶来与陈的伯见面,结果被早早埋伏在那里的刘治抓获。韦昂被捕后,虽遭酷刑百般折磨,但他并没有马上屈服。见硬的不行,国民党军使出利诱手段:只要把韦拔群的人头送到东兰县国民党指挥部武篆魁星楼,就将位于柳州的一栋洋楼送给韦昂夫妇,另外还可以得到几万块花红。在陈的伯的劝说下,韦昂最终向国民党军屈服。

接下来该是抓捕刘治和陈的伯的时候了。但时隔28年后,还有谁明确知道 刘治和陈的伯的下落呢?经过调查,樊恒荣和助手陆宗祥得知,刘治是田阳县田州镇人,在田阳结过婚。樊恒荣和陆宗祥赶到刘治在田阳的老家,发现他的老婆还活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几年,刘治就已经多年没有回过田阳,他的老婆称自己也不知道刘治去哪里了。仅有的线索不能就这样断了,樊恒荣就通过当地妇联的同志做工作。她们给刘治的老婆买东西改善生活,还帮她治病,逐渐和她建立了感情。有一天,一位妇联干部假装无意地对刘治老婆说:你60多岁了,身体有病,你丈夫也应该回来看你一下才是。刘治老婆听后叹气说:他1949年以前就隐姓埋名,听说到德保和田阳交界的山区里当了上门女婿,在哪个公社我也不知道。得知这个线索后,田阳县公安局立即通知田阳和德保交界的所有公社,派公安特派员在各自的公社秘密摸底,寻找一个高个子、高额头、高鼻梁、长方形脸的60岁左右的上门女婿。不久,一个公社的公安特派员报告称,某生产队里有一个老人的特征与公安部门要找的人很相似,还说这个老人在自己房子旁边的大榕树下,向从德保方向去田州镇赶圩的村民卖粥。

“樊恒荣和陆宗祥接到信息后作了比对,确认这个卖粥老人就是刘治无疑。在研究抓捕方案时,田阳县公安局负责人表示,卖粥老人所在生产队牵涉到一个反革命纠风案,村里有人与国民党特务要‘配合蒋介石反攻大陆’,公安部门尚未掌握全部涉案人员,如果公开抓捕卖粥老人可能打草惊蛇,甚至会导致抓捕失败,只能秘密抓捕。由于经济困难,当时田阳农村患上浮肿病的人很多,百色专区医院有下乡医疗队为村民治疗浮肿病。经过研究决定,樊恒荣化装成医院内外科张主任,陆宗祥则假扮成内科主治医师黄医生,进村与刘治接触,借机秘密逮捕他。为此,他们专门到田阳县人民医院学习简单的医疗操作,如使用听诊器,为浮肿病人开药方、写病历等。樊恒荣和陆宗祥经过精心准备后,挑个日子,穿着医用白大褂,背着药箱就来到了卖粥老人所在的村子,为浮肿病人看病。村里的人对这两个下乡的医生很警惕,因为担心是公安人员假扮,所以一直暗中监视他们的行动。看到两位‘医生’开出的药方都很专业,病人反应良好,警惕的村民才解除了戒心。但直到下午5时左右天色已晚,樊恒荣依然没有见到卖粥老人来看病。当时他们都很着急,要是卖粥老人再不来看病,他们只能先返回田阳,抓捕的时间只能再推迟。就在樊恒荣和陆宗祥准备离开村子时,只见卖粥老人急忙跑过来,请求医生帮他检查身体。检查后,樊恒荣发现他有浮肿病和疝气,就动员他去县医院做全面检查。卖粥老人却显得很不情愿,问是否能改天去。樊恒荣就说:我们是专区医院派下来的,回去以后就不来了。卖粥老人听了,回家和老婆商量后,简单吃点东西,拿了几件衣服,就与樊恒荣他们往县里赶。当晚,三人乘坐纤夫拉动的船溯右江而上赶往县城。在船上睡觉时,樊恒荣担心卖粥老人掉到河里或者逃走,就‘特别照顾’他睡在自己和陆宗祥中间。第二天天亮,三人就到了田阳县城。樊恒荣和陆宗祥带着卖粥老人到了公安局门口,卖粥老人一看到大门上的牌子就明白过来了。面对诸多证据,卖粥老人就是刘治的真相被揭开,随后他被押送到东兰县看守所关押。经过审问,刘治供认了曾说服陈的伯与韦昂杀害韦拔群等罪行。”

这是樊恒荣和陆宗祥的一段回忆录,我津津乐道地抄录在这里,一是为了赞叹公安樊恒荣的机智,二是庆幸共犯刘治被擒获。根据刘治的供认和群众的举报,另一凶手陈的伯隐藏在融水,“住在县城里的一条臭水沟旁边”。1962年,陈的伯被抓捕归案。刘治和陈的伯最终死于狱中。

自从看了公安彻底侦破韦拔群被害案的资料,我好多个夜晚夜不能寐。我很想借此写部小说,从另一视角讲述韦拔群的故事,讲一讲韦拔群是如何被在世的人爱戴,后人是如何帮他报仇的。他的生命没有白白牺牲。他的身首虽然没有合葬,但他的灵魂却可以安息。

(作者介绍:凡一平,本名樊一平,壮族,广西都安上岭村人。现任广西民族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八桂学者文学创作岗成员、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广西作家协会副主席。出版有长篇小说《跪下》《顺口溜》《上岭村的谋杀》《天等山》等六部、小说集《撒谎的村庄》等八部。曾获得铜鼓奖、独秀奖、百花文学奖、小说选刊双年奖等文学奖项。长篇小说《上岭村的谋杀》翻译成瑞典文、越南文在瑞典和越南出版。根据小说改编的影视作品有:《寻枪》《理发师》《跪下》《最后的子弹》《宝贵的秘密》《姐姐快跑》等)

网站编辑:杜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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