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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广西

广西大学教授盛成

2018-02-02 10:30:40

作者:黄伟林

来源:当代广西网

盛成,1899年2月6日生于江苏仪征一个式微的汉学世家,1996年12月26日逝于北京,为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原北京语言学院)一级教授。1984年,盛成荣获“法兰西共和国荣誉军团骑士勋章”,是当时除巴金之外中国获此荣誉的第二人。

即便如此介绍盛成,如今知道他的人仍然不多,但在20世纪30年代,盛成却是一个有国际声誉的中国文化人。如果说,林语堂主要以英文写作赢得国际声誉,那么,盛成则是以法文写作赢得国际声誉。为盛成赢得声誉的是他用法文写的传记文学《我的母亲》,该书1928年在法国出版,法国象征派大师,法兰西学院院士,“20世纪法国最伟大的诗人”瓦乃理亲自为该书作序,序中称该书“在中国的深处,放下一线极温柔的光明,叫我们看了想看,看了生趣,使我们一直看得清清楚楚,中国的家族:组织、习惯、德行、优点,以及其穷苦与灾祸、深密的构造及平日生存的实力。”读此书使人“神魂颠倒心摇情动若山崩”。[ 瓦乃理《引言》,收入盛成《我的母亲》,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8月第一版。]

当年盛成名气大到什么程度?据盛成本人的回忆,1938年4月,台儿庄大捷之后,盛成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及国际宣传委员会代表的身份到前线劳军。《盛成回忆录》如此记录:

到了徐州,我们住在花园饭店1号。房间对面是走廊,走廊下是一个大院子,阳光充足。后院住着史迪威上校。在穿堂里有两把椅子,早上起来时,我坐在其中一把椅子上,看见一个外国人走来走去。忽然他停了下来,用法文对我说:“你是不是《我的母亲》的作者?”我惊讶地问:“你怎么知道?”他说他听说的。我问他如何称呼,他说他是史迪威上校,是使馆的武官。[ 盛成《盛成回忆录》,110-111页,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6月第一版。]

史迪威,抗日战争时期赫赫有名的美国人,曾担任美国驻华大使馆武官, 1942年晋升中将,先后担任中国战区参谋长、中缅印战区美军总司令、东南亚盟军司令部副司令、中国驻印军司令、分配美国援华物资负责人等职务,后被晋升为四星上将。上面这段回忆文字,生动地显示了那个年代盛成在西方世界的知名度。

盛成不仅是一个学识渊博的学者作家,而且也是一个敏捷通达的社会活动家,他及时把握了这个与史迪威偶遇的机会,在回忆录里,他说道:

我们坐下交谈,我意识到这是一个重要的时机。当时,因为意大利的新闻记者在前线拍了情报送回去被我们发现,政治部下令外国记者不得去前线。所以史迪威来了好久,一直呆在旅馆里动弹不得。这时,他同我谈到他到了八路军的许多战场,对八路军的印象很好。我想,我们现在正需要美国,这是一个大好机会。我约他下午四点在此处再见。

回去后,我立刻到五战区司令部找到李宗仁,讲了情况。李宗仁十分高兴,让我赶快带史迪威来。因为我不是政治部的,便去找郁达夫,让他同我一起带史迪威去见李宗仁。见面后,李宗仁请我们吃饭……

第二天早上十点,我在前线孙连仲司令部见到了史迪威。史很感谢我。他说,吃过饭后,李长官打电话联络好了一切。回来后,他说美国还不知道这里的情形,他要写一篇文章登在美国军事杂志上,请我帮忙。我答应了。守台儿庄的池峰城也在,他随时回答史迪威的疑问,使史迪威的文章写得十分详细,对美国援助中国抗日起了巨大的作用。(后来,史迪威因为这篇文章升了少将,并做了蒋介石的参谋长)[ 盛成《盛成回忆录》,111页,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6月第一版。]

盛成与史迪威的这次偶遇,帮助史迪威实现了到台儿庄调查的愿望,进而对中国争取美援起了作用,这是盛成作为一个文人对抗战的贡献。

盛成之所以能够介绍史迪威与李宗仁相识,是因为早在抗战以前盛成已经与李宗仁建立了友好关系。那是1936年12月,当时盛成应邀到了桂林。招贤纳士是20世纪30年代广西的一大特色。盛成是否是当时广西招纳的贤士呢?据盛成本人回忆:

(12月8日)我同刘为章与何键、刘华九分手。下山后,我们由衡阳向西,到了湖南与广西交界处。下午三四点钟到了桂林。到桂林后,我们立即去见了李宗仁。后来,我又见到白崇禧、黄旭初。这时,徐悲鸿也在桂林。

徐悲鸿陪我到白崇禧丈人家,我同白崇禧谈到了土耳其和希腊的战争,他非常感兴趣。12月12日这天,我们正在闲聊,忽然来了电报,说老蒋在西安被看起来了。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等都感到十分震惊,焦急地等待下文。

一天,我同徐悲鸿到阳朔他的画室看画,这时,大家心情越来越沉重,不知事情会如何发展。一直到24日,我和为章决定25日走,不等消息了。他去南京,我回北平。决定后,广西当局送了我1000大洋。

……

回到北平,西安的事情一天天明朗化。在北平过了年,我找齐白石刻了五个图章,李宗仁两块、白崇禧两块,黄旭初一块。[ 盛成《盛成回忆录》,100-102页,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6月第一版。]

从这段回忆,我们得知,在民国历史上最充满悬念的那段时间,盛成与桂系三巨头李、白、黄在一起,从盛成后来请齐白石刻五个图章送给桂系三杰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出盛成与他们的良好关系。

武汉保卫战时,盛成再次到宋埠慰问李宗仁,《盛成回忆录》写道:

在宋埠,我和李宗仁商议把国际宣传委员会一分为二,一部由王炳南带到重庆,一部由我带到桂林,李宗仁答应了。

10月底,我到河南把家人接到了桂林。到桂林后,我去看广西省主席黄旭初。他让我和委员会其他的人都做参议,每月给国际宣传委员会100元,参议的薪金每人也是100元。

因城里轰炸厉害,我们就在漓江东岸施家园租了房子。此地在望城岗下面,象鼻山的对面。南岸是穿山,北面是龙隐岩。宋朝狄青的“平蛮碑”和“党人碑”就在岩内。岩旁边是月牙山,山里有一个庙,我的朋友巨赞就住在山里。

日本飞机一般在早上九十点钟来,我们躲飞机都在龙隐岩。当时桐城派的姚二先生,方家的后人,还有吴梅(号曲庵)等都在。……当时,巴金等文艺界人士也到了桂林。[ 盛成《盛成回忆录》,114-115页,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6月第一版。]

看得出来,盛成在桂林得到了广西省政府的礼遇。除了做参议之外,盛成还是广西建设研究会政治部和文化部的研究员。

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以下简称“文协”)在汉口召开成立大会,盛成当选理事。4月4日,在“文协”第一次理事会上,盛成当选常务理事。作为“文协”总会的常务理事,盛成到桂林后,曾受“文协”总会委托与在桂林的夏衍、巴金等人一起为成立“文协”桂林分会做筹备工作。1939年7月4日,“文协”桂林分会筹备会成立,盛成为筹备委员。1939年10月2日,“文协”桂林分会在桂东路广西建设研究会大礼堂举行成立大会,盛成当选第一届理事会理事。

盛成不仅参与了“文协”桂林分会的成立工作,还以其专业学识参与了许多抗战文化活动。在《桂林文化大事记》中,我们可以看到,如:

1938年11月6日,盛成应中华职业教育社的邀请,在桂林举行了“继续抗战中的国际形势”的讲座,这是中华职业教育社在桂林举办的系列时事讲座的第一讲。

1938年12月28日,广西大学邀请鹿地亘、巴金、盛成等演讲。

1939年5月25日,盛成和胡愈之在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广西分会主办的时事座谈会主讲“当前国际问题”专题。

1940年12月14日,盛成在广西建设研究会主讲“柏林会议后三国同盟的变化与前途”。

1941年6月24日,盛成在广西大学礼堂主讲“德苏战争问题”。

此外,他还在当时桂林的期刊如《建设研究》《国立广西大学周刊》发表了大量讨论当时国际形势、战争形势的论文。作为国际问题专家,盛成对当时的国际形势有独到的见解,他回忆道:

1939年,广西大学由省立改成国立,……当时,马君武想把广西大学按照北大教授治校的方式来办。他找李四光同我商议,让我教中国政治思想史,同时教孔孟荀哲学,并在文史系教唐诗。

我把家搬到良丰,离学校二三里路。……

我在广西大学的时间最长,有五六年。当时学校人才济济,学生素质也高。我记得陈寅恪也来到广西大学任教。

在学校期间,我写了《德苏必战论》和《美日必战论》两篇文章。写第一篇文章时,德苏正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不久即爆发战争。第二篇文章发表不过一星期,日本偷袭了珍珠港。两篇文章引起了很大影响,大家把我当成了预言家。[ 盛成《盛成回忆录》,119-120页,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6月第一版。]


按盛成的说法,他在广西大学做了五六年教授,直到1944年,随着豫湘桂战役的进展,盛成看到桂林形势不好,才离开桂林到中山大学任教。

从盛成的人生履历看,他最初是凭着传记文学《我的母亲》在法国文坛一举成名,1938年春天他在武汉参与了“文协”的筹备,并亲赴台儿庄,撰写了《徐州劳军报告》《台儿庄血战记》《前线通讯》系列纪实文章,1938年秋天到桂林后他参与了“文协”桂林分会的成立工作并当选第一届理事,但不知为什么,1940年10月13日,盛成没有在当天“文协”桂林分会会员大会上当选第二届理事,从此,他的名字也不再出现于“文协”桂林分会后来的历届理事会名单中。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桂林期间,盛成逐渐从文坛淡出,更深入学界,逐渐淡化“作家型文人”身份,更专注于其广西大学教授的职业,凸现其“学者型文人”形象。这只是一个推测,还需要更多史料去证实。


网站编辑:杜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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