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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广西

“反骨仔”黄绍竑

2018-02-07 11:11:24

作者:黄伟林

来源:当代广西网

桂系首领之一黄绍竑不是一个从一而终的人,其一生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波诡云谲,变幻莫测,神龙见首不见尾。

1921年,第二次粤桂战争以桂军失败告终,粤军攻进广西,孙中山任命马君武为广西省长,桂军分化,部分桂军脱离陆荣廷、谭浩明(陆谭)体系,接受革命政府的领导。其中,驻守百色的马晓军接受任命为田南警备司令,黄绍竑、白崇禧、夏威为其麾下三个营长。

粤军入桂,纪律极坏,引起广西百姓愤恨。陆谭残部逐渐集结,形成广西自治军,以图自卫自治。自治军发展迅速,粤军无法收拾,被迫撤离广西,接受孙中山任命的马君武也几遭不测,接受革命政府领导的刘震寰、马晓军等,亦被称为“反骨仔”,受到自治军的围攻。

黄绍竑在其《五十回忆》中专门回忆了这段经历,他说:

所谓自治军者,虽以自卫自治相号召,实际不过地方强烈仇恨意识的表现,并无真正的自治主张与计划。他们第一个敌对目标为客军。粤军、滇军、黔军等,皆无妥协余地。其次则为受革命政府任命之人物及改编之队伍。马省长君武为当时一省人望,亦几遭不测。余如刘震寰、马晓军等及其所部,皆为彼等欲得而甘心者。其他如唐绍慧(伯山)、谭元翰(伯章)、甘尚贤、甘振贤、黄彤阶、何其多、梁培、谭葆谟等,皆与陆谭有乡土的私谊与多年部属的关系,因陆谭已溃,不忍地方糜烂,与新政府接近,而有意收拾改革者,竟皆为谭浩明旧部所杀。彼等对这班人统名曰“反骨仔”(即反叛的分子),得之即行杀戮。[ 黄绍竑《五十回忆》,50页,岳麓书社1999年4月第一版。]

黄绍竑作为马晓军的部下,自然属于“反骨仔”之列,亦曾被刘日福的自治军包围缴械,幸得逃脱,组织余部反击,后在凌云集中,部队改编,黄绍竑任第一统领,辖冯春霖、黄炳煊、岑润博三营;白崇禧任第二统领,辖夏威、陆炎、韦云淞三营。由凌云到百色,由百色到田东,在田东时,白崇禧因足伤赴广州医治,其部由黄绍竑统领。马晓军、黄绍竑率领部队突破自治军的拦截,从田东经隆安到南宁,再从南宁到灵山。途中,马晓军与陈雄离开部队赴广州。黄绍竑率领部队从灵山到廉江,从廉江到博白车田圩,在车田圩接受广西自治军第二路总司令李宗仁的邀请,任李宗仁麾下第三支队司令。这是李黄合作的起点,也是新桂系形成的起点。

注意,黄绍竑最初是陆谭桂军马晓军模范营部,粤军攻入广西后,马晓军部接受广东方面的任命,在陆谭旧部看来,等于叛变了广西,成为广西的“反骨仔”,并因此被广西自治军缴械。作为马晓军的部下,在广西自治军的围追堵截中,黄绍竑率领马晓军的部队转战千里,用他本人的话说,有时候是“一日须经二三次战斗”,[ 黄绍竑《五十回忆》,52页,岳麓书社1999年4月第一版。]最后从广东回到广西,竟接受广西自治军李宗仁的编制,这究竟是“迷途知返”还是“叛变革命”,确实难以评价。但可以确认的事实是,在黄绍竑接受李宗仁编制的时候,跟随他转战千里的一个重要统领陆清,就认为黄绍竑骗卖他们,另一黄绍竑麾下重要战将冯春霖手下的一个班长,亦带兵数人离开了黄部。对此,黄绍竑在《五十回忆》中亦有记录:

(李德邻)委我为第三支队司令。此事除了几个重要干部知道大概之外,其余尚未清楚其中内幕。至是我不能不向大众公开宣布。内中有与我部同时退出南宁的陆清统领,是广东钦州人,亦革命老同志。我们在粤境回桂途中,得其助力不少。我事前既不能将实情告知,此时他自然有些不满,说我骗卖他。我在当时情势之下,为防万一起见,不能不将该部百余人缴械。又有冯营一个班长,带兵数人,自由行动去了。我派人追去劝他,他说:“如果要在广西当自治军,就不必退出南宁,行乞到这里了。”[ 黄绍竑《五十回忆》,55页,岳麓书社1999年4月第一版。]

黄绍竑对自己这一次改换门庭似乎也有自知之明,因此,对陆清和那个班长的选择,黄绍竑也抱理解之心。在上面这段文字之后,他专门有所评论:“这事,我至今犹耿耿不忘。因为他们的见解,是有相当理由的啊!”[ 黄绍竑《五十回忆》,50页,岳麓书社1999年4月第一版。]

黄绍竑由陆谭桂军接受广东方面改编的时候,被称为“反骨仔”。所谓反骨,指的是脑后枕骨。通常枕骨突出者被认为生有反骨,也就是有反叛之心、不忠不义的人。历史上最著名的“反骨仔”应该是《三国演义》中的魏延,他就是因为生有反骨而不被诸葛亮重用。黄绍竑从陆谭旧部成为革命新军,这是他的第一次反叛;不久从革命新军回归广西自治军,这是他的第二次反叛。人们或许认为人生有两次反叛已经足矣,哪里想到这对于黄绍竑来说才仅仅是他反叛的开始。黄旭初在其回忆录中对黄绍竑的多次反叛有一个统计:

黄绍竑和李宗仁、白崇禧共同创造广西集团,但他个人的行动颇为奇特,对他自己手创的团体曾作过三次的分合。计自民国十一年五月,广西自治军蜂起,他不能与之同流,皇然无归,李宗仁邀其合作,他以志同道合,概然归入李部,这是第一次合。十二年夏,他向广州孙中山大元帅请得“广西讨贼军总指挥”的委任和讨伐沈鸿英而占领梧州的密令,于是在梧树起新帜,与在郁的李宗仁分道扬镳,这是第一次分。十二年冬,他和李出兵合击陆云高,打通梧郁在大河方面的联系;十三年夏,讨贼军与定桂军再合作以击倒陆荣廷,占领南宁,黄推李为定桂讨贼联军总指挥,这是第二次合。十九年夏,广西响应北方的扩大会议以共同倒蒋,出师向武汉,到湘而败归,他自此厌恶内战,主张和平,年末即离广西而到南京,这是第二次分。廿六年秋,抗日战争起,全国一致共赴国难,所有政敌都捐除成见共御外侮,这是第三次合。卅八年夏,国共和谈破裂,李白坚持继续对共作战,他却主张和平而投共去了,这是第三次分。[ 《黄旭初回忆录——李宗仁、白崇禧与蒋介石的离合》,392-393页,台北独立作家2015年1月出版。]

根据黄旭初的这个统计,在接受李宗仁任命之后,黄绍竑还经历了与他创造的广西集团,也就是后来所说的“桂系”的几度分合。“三合三分”,这是黄旭初的统计,足以说明黄绍竑这个人物的变化多端,甚至用“朝三暮四”来形容也未尝不可。对此,黄绍竑本人也不避讳。他在其《五十回忆》的引言中说:

我是一个当代人,而且还是一个与当代政治颇有关系的当事人。在满清时代生长,而参加满清的革命。在广西旧军阀底下当军官,而起来推翻旧军阀。曾与中共合作,而又与中共作战。曾拥护中央,而又反对中央,后来仍然拥护中央。在许多人的方面,或者由朋友而变成仇敌,或者由仇敌而变为朋友。中间的变化,是太多了。若就普通的观点来看,简直是一种儿戏。但是事实的演变,确实是如此复杂。[ 黄绍竑《五十回忆》,引言,岳麓书社1999年4月第一版。]

如果按黄绍竑的这个说法,那么,黄绍竑的变化可能就不只三合三分,可能是四合四分或者五合五分。通常而言,以变化太多来定性一个人,应该不是褒义。但黄绍竑却坦然承认自己变化太多,变化得如同儿戏。何以故?推敲黄绍竑的思想,可以看出,黄绍竑认为他的多变虽然是客观的事实,但这个事实并不意味着他本人如何善变,他的多变是因为他所处的时代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而作为时代中人,他自然卷入了这个变幻莫测的格局。

不过,在我看来,虽然黄绍竑在不同的政治集团间游走不定,变化无常,但他也有不变的地方。1930年,当他决定脱离桂系的时候,同时也在内心中作出了一个决定,那就是:第一是不再破坏国家,第二是不再破坏团体。他把这个内心的决定视为他以后行动的原则,为人做事的最高准绳。[ 黄绍竑《五十回忆》,213页,岳麓书社1999年4月第一版。]

黄绍竑所说的团体当然指的是他和李宗仁、白崇禧等人联合形成的桂系团体,综观其一生,虽然他后来接受了蒋介石的邀请,先后出任内政部长、浙江省主席、湖北省主席、军委第一部部长、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等职,虽然蒋介石多次想借他打击李宗仁、白崇禧,但黄绍竑确实从未做过有损桂系的事情,反而利用种种机会,帮助“李白”摆脱困境,或者,促成蒋介石与“李白”的和解。

除了在军事和政治上颇有建树之外,黄绍竑一生最热衷的是经济建设,无论是执政广西还是执政浙江,黄绍竑都在经济建设上有诸多业绩。可以说,发展经济是黄绍竑一生不变的愿望和追求,他对经济建设的热情远远超过对政治和军事的热情,这一点早在桂系北伐出征之前就已经表现出来,黄旭初在他的回忆录中如此说:

当在省内讨论北伐问题时,已经涉及广西部队究竟由谁统率出征呢?本来李宗仁与黄绍竑都是军长,谁也适任。但黄自己表示对于地方建设感兴趣,自从十四年九月临时省长张一气辞职后,大家便推他当广西民政长了,所以广西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时,他推李担任军长,统军北伐,而他自己愿留在省内任省政府主席,并兼第七军党代表。[ 《黄旭初回忆录——李宗仁、白崇禧与蒋介石的离合》,023页,台北独立作家2015年1月出版。]

当李宗仁、白崇禧率领大军从镇南关到山海关的时候,黄绍竑则在后方激情满怀地建设广西:

我们站在政府立场,不管先天不足也好,后天失调也好,并不因此灰心,而仍旧是勇往直前地去做,希望人定可以胜天。所以对于他们的种种说法,均当他是不正确的批评,而不自馁意志。在那短短的时间内,工业方面,完成了三酸厂、酒精厂、机械厂、制革厂、机器厂、砖厂、纸厂。农业方面,成立了全省农务处,各区设置垦荒局及兵农委员会,实行兵农政策,并提倡植桐,通令全省每人每年植桐十株,列为县长的考成。全省的公务员,均须身体力行,首由省级公务员做起,我亲自率领垦地植桐,在南宁辟有一个广大的公务人员桐场。全省上下,热烈进行经济建设的工作。但事有出人意料外者,正当我们兴高采烈的时候,突于十八年春,接到广东方面的电报,说是李任潮在南京被扣,要我立刻到广州去。当时我正率同成千以上的公务员挥锄掘地。立刻抛下了锄头,踏上了汽车,放弃了一切的工作,重复走入政治战争的漩涡。广西建设的工作,便从此停顿下来,又受了几年的磨折。[ 黄绍竑《五十回忆》,165页,岳麓书社1999年4月第一版。]

因为政治争端导致战争的发生,因为战争的发生导致经济建设的停滞,从黄绍竑回忆的字里行间,可以感受到一个建设者深深的惋惜。

正是因为意识到战争对国家、对地方、对社会、对民生的破坏,他才义无反顾地离开他参与开创的政治军事事业。将战争与建设相对比,他痛切地认识到战争是多么无谓,而建设又是多么可贵:

我觉得这几年的内战,是太无谓了!于国家有什么益处?于人民有什么益处?于自己又有什么益处?于是我决心退出这个内战的漩涡。……我那时因为不能出省,在柳州开辟了一个很大的林场,种植桐油,取名茂森公司,从事生产工作。三十三年我到柳州,邀同黄旭初去参观这个农场,当年所种植油桐幼苗,今日已乔木参天,十五年前好像是一个无聊极思的玩意儿,今日则成为社会上一宗很大的财产。比到十余年来你死我活,此起彼仆,那些“夺帅印”“取成都”的活剧,意义深长得多,使我对于以往的一切,引起了无限的感想![ 黄绍竑《五十回忆》,212页,岳麓书社1999年4月第一版。]

这是一个曾经在政治军事领域有过重大成功的人的反思。了解这些反思,才能了解他为什么宁可背负善变的恶名。他做过陆谭的部下,最终背叛了陆谭;他做过孙马(孙中山、马君武)的部下,不久投奔了自治军;他做过李宗仁的部下,曾经与李宗仁分道扬镳;他投奔过蒋介石,最后抛弃了蒋介石;他认同了共产党,也批评过共产党。从中国政治传统看,他不是一个从一而终的人。他的一生中有过许多次改弦易张,另寻高就。然而,这个对领袖从来都不从一而终的人,对建设却有着从一而终、痴心不改的执著。原来,他的善变,他的不惜脱离他热爱的团体,全因为他对建设的热情。这种热情在他那里一以贯之,无论是在广西省主席任上,还是在浙江省主席任上、湖北省主席任上,他都对建设充满了热情,也有过一些建树。遗憾的是,他所处的时代对他过于吝啬。那是一个为政治家、军事家而非为建设者提供舞台的时代。不过,即使如此,黄绍竑在建设方面所取得的成绩,直到今天仍然值得我们铭记。当然,更重要的是,他对政治、战争和建设的反思,似乎尤其值得今天的我们所记取。

网站编辑:杜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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