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色起义,右江武装割据的燎原之火

作者:李佳颖 周剑峰 黄雅文
来源:《当代广西》2021年第4-5期
2021-03-17 11:43

1929年12月11日,邓小平、张云逸、李明瑞、韦拔群、陈豪人、雷经天等同志成功发动和领导了著名的百色起义,并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和右江苏维埃政府。百色起义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以壮族为主的各族人民英勇反击国民党的屠杀政策和武装夺取政权的一次伟大尝试,它和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及广州起义连接起来,是中国共产党单独领导革命战争和创建人民军队的伟大实践,在祖国西南边陲树立起一面“工农武装割据”的光辉旗帜。

邓小平与张云逸在恩隆县(今田东县)平马镇二牙码头胜利会师雕像。黄雅文摄_副本.jpg

邓小平与张云逸在恩隆县(今田东县)平马镇二牙码头胜利会师雕像。记者 黄雅文 摄

在百色市田东县的右江工农民主政府旧址,一块条石静静地躺在玻璃柜里,前来参观的人们都会驻足细细辨认,它承载着邓小平同志踏上右江地区的印记。

1929年10月20日,张云逸率领的广西警备第四大队通过陆路率先来到恩隆县(今田东县)平马镇,不久,邓小平等乘坐的军械船也相继到达。张云逸第一次见到了邓小平,据当时在场的叶季壮介绍,此前两位战友在南宁一直有工作往来,但为了保守党组织的秘密,始终未曾见面。此次两位领导人的胜利会师,正式拉开了百色起义的序幕。

当时的全国革命正处于低潮,各军阀为争夺和扩大地盘,展开了连年不断的军阀混战。1929年春爆发的蒋介石与新桂系军阀之间的战争,就是一次规模较大、影响较深的军阀混战。新桂系全线溃败后,俞作柏、李明瑞主政广西,他们试图借助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就请求中国共产党派出干部前往他们的军政机关开展工作。

中共中央当时就决定派出邓小平、张云逸、陈豪人为代表的40多名干部到广西,利用俞、李的掩护,在广西的军队中开展兵运工作,建立党直接掌握的军事力量,适时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新的苏区。

到达广西后,邓小平对俞、李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这对稳定当时左右江地区复杂的政治局势、收编当地土匪武装、分化瓦解敌人,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周恩来后来在《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一文中总结道:“‘六大’认为在官长中进行工作就是军事投机。后来的事实证明,敌军大部队的哗变和投降红军,都是由于我们在军官中进行了工作。”

这个时期党对革命立足点的转移问题,还处在探索和认识阶段,党的中心任务仍放在城市。

邓小平到广西工作后,为了统战需要,刚开始也是以南宁为重。至同年9月下旬,当俞、李参加反蒋战争,广西政局即将发生急剧变化时,邓小平等果断决定把“已带了红色”的广西警备第四、第五大队和教导总队,拉到左右江地区农村去,与农民运动相结合,实行工农武装割据。

1929年10月20日,邓小平率领的军械船队抵达恩隆县(今田东县)平马镇二牙码头,邓小平第一步踏上田东这片热土。黄雅文摄_副本.jpg

1929年10月20日,邓小平率领的军械船队抵达恩隆县(今田东县)平马镇二牙码头。图为当年的红军船。记者 黄雅文 摄

在平马镇二牙码头,停留着一艘红军船,当年邓小平就是坐着这艘满载军械物资的船,从南宁洋关码头出发溯上右江,准备武装起义。

把右江地区作为革命力量的落脚点,实践证明是正确的。这里南北都有崇山峻岭作为屏障,是进可攻退可守的战略要地;这里的人民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豪绅地主的残酷压榨,反抗斗争精神特别强烈,先后涌现了一批像韦拔群、黄治峰那样叱咤风云的农民运动领袖,革命火种十分旺盛。

邓小平等率领部队挺进右江地区后,立即与当地农民运动结合起来。一方面,提高广大士兵的思想觉悟,发动士兵同旧军官中的军阀作风和贪污腐败行为作斗争,并大量吸收工农青年和进步学生加入部队,增加部队中的工农成分比重;另一方面,广泛宣传、发动和武装各族群众,公开宣传党的政治主张,帮助各县建立和发展党组织,积极支持贫苦农民开展反对豪绅地主的斗争,把从南宁运去的武器、弹药发给农民自卫军和工人赤卫队,还派有经验的军事干部训练农军,增强农军战斗力。

百色起义的领导者在选择起义的时机是慎重的、适时的。1929年11月初,从南宁派往上海请示工作的龚饮冰秘密回到百色,带来了中共中央关于批准在左右江举行起义的指示:“第四大队即速转变,并限定龚同志到后,不能超过十天,即须动作。”邓小平接到指示后认为,“限定十天,未免过于机械,而且在工作上准备亦须略费时日。若在十天之内转变反因准备工作太差而得不好结果。故前委只决定于最短时间内以极紧张之精神,使工作上略为布置就绪,即行动作。”

1929年12月11日的古城平马,朝霞满天,锣鼓喧昂,歌声嘹亮,鞭炮齐鸣,一派欢乐气氛。大街小巷贴满标语:“没收地主土地分给贫农!”“中国共产党万岁!”……农军、学生、妇女、小孩从四面八方涌向平马镇北广场,百色起义宣告成功,共4000多人的红七军和右江苏维埃政府同时诞生。 

“可以说,这次宣布起义的时节基本上是在和平的爆竹声中举行的,其付出的代价是很小的,而取得的胜利却是巨大的。”田东县党史和县志研究室党史股股长黄宝珍认为。

在右江工农民主政府旧址里,陈列着一件旧棉衣。讲解员介绍,这是邓小平深入壮乡瑶寨访贫问苦时送给仑圩贫苦农民的一件棉大衣。军爱民,民拥军,这是右江革命根据地得以蓬勃发展的不竭源泉。

红七军成立后,坚决执行群众纪律。有一次,队伍来到凌云县少数民族同胞居住地区,因天气寒冷,一位战士拿了群众的茅草去烤火,军部领导发现后,立即在群众大会上宣布进行严肃处理,并向群众赔礼道歉。百姓由此称赞他们是“乾人”(壮话,穷人之意)的队伍。

开展土地革命运动时,邓小平等领导人没有采取“一刀切”和强迫命令的做法,而是在没收豪绅地主阶级土地后,根据各地的群众基础和干部条件,分别采取“平分”“共耕”“没收豪绅地主反革命土地分给贫苦农民”三个办法,从而照顾了各族群众的不同需求。

当时右江地区杂居着壮、瑶、苗、仫佬、彝、回等民族,民族问题的处理事关革命发展的大局。红七军坚持民族平等的原则,在政治上尽量安排当地的工农干部负责相关的管理工作,让他们真正当家作主。经济上,宣布取消地主对贫苦瑶民的经济剥削和一切徭役,瑶民与其他民族一同参加土地分配,并住进了汉人地主的房屋。右江地区的教育事业也在这一时期获得了发展,如在瑶民居住的西山地区,东兰县苏维埃政府拨专款办学校、聘教师,学生全部免费入学。

少数民族干部是共产党联系各族群众的桥梁。认真选拔和培养各族干部,是正确执行民族政策、团结各族群众走工农武装割据道路的一个重要方面。百色起义后,部队和地方党、政府部门都举办各类干部培训班。1930年4月,邓小平在东兰县武篆区旧州屯,举办了一期有100多名各族干部参加的党员干部训练班,不但给学员讲课,还编写教材。讲课时,他怕学员听不懂自己带有四川口音的普通话,还请韦拔群用壮语翻译。正如邓小平在《七军工作报告》中所说的:“对于干部的训练我们是注意了的,除了实际工作的指导,也不断地办训练班”,“讲的课目均是解决实际问题的办法”。

在百色起义过程中,外地来的干部和本地汉族干部,十分注意调查当地少数民族的衣、食、住、行等风俗习惯,对一些含有歧视性的称呼,一律宣布废除。如不许汉人叫瑶胞为“布龙”,也不准瑶胞称汉人为“布滚”等。壮族和瑶族群众喜欢唱山歌,红七军便把党的方针政策编为山歌,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宣传。

由于正确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右江地区各族人民建设和巩固革命根据地斗争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他们把共产党和红军当作自己翻身得解放的靠山,积极拥护共产党和各级新生红色政权,踊跃参军支前。1930年3月2日,中共中央给红七军前委的信中指出,红军第七军“是在广西群众斗争的影响之下产生出来的,他虽然出现于偏僻的广西,暂时对全国尚没有其他各部分红军那样大的影响,但他在全国政治上同样有极伟大的意义,他同样是发展游击战争摧毁统治阶级促进革命高潮的主要动力之一,特别在他的发展前途上有严重的作用与意义,他的发展很快可以影响到全国”。

随后,红七军转移到中央苏区,成为中央红军的一支劲旅。右江根据地斗争极大地鼓舞了南疆各族人民,有力地支持了中央苏区的革命斗争,推动了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记者 李佳颖 周剑峰 黄雅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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