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生命守护文化瑰宝,文脉在战火中延续

作者:谢羲薇 芦俊文
来源:《当代广西》2021年第4-5期
2021-03-17 16:20

1944年,在“抗战文化城”广西省府桂林,大批机关单位和重要物资被迫紧急转移,贺州成为重要疏散区。桂林紧急大疏散时期,广西省立桂林图书馆一批稀世罕见的孤本、绝本、善本、秘本、珍本图书以及徐悲鸿的藏画、藏书被迫转移至昭平,淳朴的昭平农民周日胜一家曾守候徐悲鸿的画作长达8年之久。国难当头,众多相关人士和当地百姓以博大的胸襟,用生命为文化珍宝筑起保护墙,为延续广西文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广西省立桂林图书馆转移图书存放地——昭平县六垌庙。广西桂林图书馆提供_副本.jpg

广西省立桂林图书馆转移图书存放地——昭平县六垌庙。广西桂林图书馆供图

在广西桂林图书馆里,有一批很特别的藏书,它们的封页上同时印着两枚印章,一枚是红色藏书章,一枚是蓝色纪念章。这些书上为何会印有蓝色纪念章?这枚独特纪念章的背后藏着怎样的故事?

往事要追溯至抗日战争时期。那时,桂林一度成为抗日大后方,大批进步文化人士云集桂林,抗日救亡活动蓬勃开展,文化出版事业空前繁盛,成为了全国文化出版发行中心,形成了历史上有名的桂林抗战文化城。

创建于清朝宣统元年(1909年)的广西省立桂林图书馆,作为广西历史最悠久的图书馆和全国建馆最早的十座省级公共图书馆之一,也积极投入到文化抗战大潮中。至1944年,广西省立桂林图书馆已成为收藏文献和宣传抗战的中心,收藏有元、明、清历代名人诗集等珍贵古籍,省内外的抗战出版物和桂林当地出版物,藏书增至近30万册,“以其藏书之丰富,设备之完善,在西南各省首屈一指” 。

1944年8月8日,日军沿湘桂铁路长驱南下,广西门户大开,桂林岌岌可危。9月初,桂林守军要求紧急大疏散,情况十万火急!桂林图书馆这一大批珍贵书籍该怎么转移?转移至哪儿?

当时,图书馆馆长龙兆佛已辞职,为确保图书安全转移,在省教育厅安排下,时任特藏部主任的黄远智临危受命任代馆长,他指挥馆员紧急挑选一批稀世罕见的孤本、绝本、善本、秘本、珍本图书和广西地方历史文献、抗战时期桂林出版物等装箱,共71481册,分装362箱。9月下旬,黄远智和馆员杨均荣、马安寿、黎富安等13人连同家属,将362箱珍贵图书和重要报刊装上5艘民船,起航漓江。

沿着拥挤的漓江航道,在沿途散兵拦路索财的惊吓中,护书船向着昭平县进发,大家都不知道自己和自己守护的图书将面临什么样的命运,但馆员们的信念很坚定:不管多难,也要把书保护好!6日后,他们到达昭平县城。

可到达昭平后,他们才发现县城早已涌进大批疏散人员,根本无法上岸。于是黄远智找到昭平县长韦瑞霖交涉,最后安排护书船到县城下游20里的富裕乡裕仁村(今昭平镇富裕村)石人岛停驻。靠岸后,当地自卫队和百姓帮着馆员一起把书籍搬上江边的姚伍记中药铺,后又搬到裕仁村育才小学的教室里存放。为防止图书受潮,他们还在书箱下垫起砖头和木条,小心加以看护。

然而危机并未解除。之后,梧州、平乐、蒙山相继失陷,昭平三面皆敌,育才小学靠近桂江边,离蒙山的日军仅5里远,转移的图书随时可能遭遇风险。富裕乡乡长黄汉维经过探查,距石人岛10多公里外的裕恒村(今裕礼村)六垌总府庙(今六垌庙),偏离乡村大道五六公里,又隔一座六七百米高的大山,最适合存放图书。

“把图书搬到深山里!”黄远智作出决定。当地百姓和自卫队积极协助馆员搬运,众人一担担挑着珍贵书籍,翻越崎岖的山路,到达偏僻荒凉的裕恒村六垌冲,把书籍藏在六垌总府庙里和对面山上的小学,众人则住在总府庙及裕恒村村长姚其燧和周边百姓家,守护着这批珍贵书籍。

由于总府庙孤处于山脚一条小溪边,环境潮湿,不利于图书保护,于是黄远智又和姚其燧商量,把书搬到较为干燥的村公所存放。就这样,转移的图书一直存放在村公所,直至返回桂林。

1945年11月2日,昭平县证明书362箱图书无损。广西桂林图书馆提供_副本.jpg

1945年11月2日,昭平县证明362箱图书无损。广西桂林图书馆供图

战火纷飞的年代,护书的岁月异常艰难。1944年11月,日军大举进攻桂林,桂林沦陷。身处昭平的馆员们与桂林当局失去联系,经费来源被迫中断。在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黄远智带领馆员开荒种地,靠打柴、打零工维持生计,生活极其艰苦。而黄远智的母亲和马安寿的母亲由于年纪大,加上长期颠簸劳累,营养不良,先后在贫病交加中去世。

护书岁月虽然艰苦,但馆员们与善良的当地百姓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姚其燧帮助馆员搬入村民家,孵鸡仔给他们饲养,还按当地待客习俗宴请了全体馆员和他们的家眷。为了表示感谢,馆员马安寿为姚其燧画了素描头像。村民们知道马安寿的妹妹马明慧识字,就请她教村里的10多个孩子识字,马明慧不仅教孩子们识字唱歌,还向孩子们宣传抗日,讲抗战故事。孩子们的父母总是拿些米和油给馆员以示感谢。在那个物资匮乏的时期,村民以这种最纯朴的方式,帮助馆员们度过了艰难的日子。

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12月,搭载着362箱珍贵图书和重要报刊的船只离开昭平,又溯江北上返回桂林,71481册,一册未失!然而,当时留在桂林来不及转移的23万册图书,全部被日军纵火焚尽。这7万多册幸存的精华珍品图书,虽仅为原有馆藏图书的三分之一,却多属绝版珍本,是价值连城的文化珍品。这批图书后来均盖上“劫后存书”的印章,如今静静地躺在广西桂林图书馆里。

广西桂林图书馆馆长钟琼对这段历史感慨万千:“我们的老馆员给这些书盖上蓝色印章,是要昭示后人记住这段历史,记住在抗战时期,我们广西的文献曾经历过这样一段劫难史,记住广西桂林图书馆的馆员曾经为了这一批书,为了延续广西的历史文脉,有些人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同时也记住我们贺州昭平百姓对这批书的保护及他们付出的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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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块牌匾是对昭平农民周日胜一家为保护珍贵文化作出不可磨灭贡献的肯定,也是这段历史的最好见证。记者 谢羲薇 摄

贺州老百姓竭力保护文化瑰宝,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与我国著名现代画家、美术教育家徐悲鸿先生有关。

1936年5月,徐悲鸿携大批珍藏的艺术珍品和他自己的《愚公移山》《九方皋》《飞鹰》《群狮》等作品来到广西南宁,被聘为广西省政府顾问,公开支持广西反蒋抗日,后随广西省会迁移桂林。为了防止遭到日军飞机轰炸,广西当局特地选取桂林七星岩存放徐悲鸿的藏画和藏书。这些书画被装在40多只大木箱中。尔后,徐悲鸿又转移到重庆筹建中国美术学院。

1944年,桂林告急。徐悲鸿保存在七星岩的藏画和藏书分两次被抢救出来,其中24箱被运到重庆,交到了徐悲鸿手上。身处重庆的徐悲鸿对还留在桂林的藏画非常担忧,就让在桂林的学生张安治设法将余画运走。张安治将画装入7个大箱子,几经辗转找到一位叫滕本云的园艺工人,请其帮忙转移押运。这位憨厚的乡下人爽快地答应了。

当年10月,7箱画由桂林装上木船,顺漓江直下到达兴坪。可就在那时,梧州沦陷,无法再前行。情急之下,滕本云当即决定前往昭平,欲将画寄存在昭平镇上岸村龟田寨(今桂田寨)的岳父周日胜家中。

“那天晚上,我姐夫(滕本云)跑来家里拍门,把我爸(周日胜)叫出去说了几句后,我爸就回来叫上我的两个哥哥和一个堂哥,一起去了岸边。”时隔77年,亲历者周朝明老人忆起往事,仍历历在目:“箱子很大一个,4个人一起才抬得动,我那时才4岁,根本抬不了,我爸、两个哥哥和堂哥他们4个人抬,我就拿着火把在前面给他们照路。”

好不容易,7箱画被抬回了家。为安全起见,周日胜让家里人把7箱画摆放在一起,白天出门干活时一定会留一个子女看守箱子,晚上就让长子周朝斌铺床睡在箱面上,竭尽所能地保护这7箱艺术珍品。从1944年到1952年,历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他们为画“站岗”达8年之久。

“我们家是农民,大家对箱子里存放着什么也一无所知,但姐夫走的时候叮嘱我们‘无论如何一定要看护好这7个箱子’,我们就照样去做了。”周朝明老人告诉我们,画作被运走时,他还获赠一幅徐悲鸿画作,上面画有小马,只可惜后来家里遭遇过两次大火,那幅画在大火中被烧毁。

周朝明家的墙上,悬挂着一块昭平县人民政府1989年6月立的牌匾,上书“抗战时期徐悲鸿先生藏画处”,这是对其一家为保护珍贵画作付出巨大心力的充分肯定,也是对抗战历史的最好见证。

7箱艺术珍品辗转多次,最终“完璧归赵”。据说,当徐悲鸿看到7箱画完好无损地回到手中时,百感交集。现在,徐悲鸿纪念馆里陈列的作品,就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这7箱画。(记者 谢羲薇 芦俊文)

责任编辑:周剑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