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百年辉煌党史看中国现代化成功之道

作者:罗祖高 宁金
来源:当代广西网
2021-05-10 17:28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开始就是为了改变中国“落后就挨打”的局面,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建党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闯出了一条与西方不一样的现代化成功之路,很值得回顾总结,并从中吸取经验和智慧。本文从现代化角度将百年党史划分为五个时期加以阐述。

一、创党大闹革命时期(1921—1927):富有现代化竞争力的信仰和理想信念

一是中国共产党是在歧路最多、政党主张林立的历史背景下创建的。在史家眼里,1840年鸦片战争开启了中国近代化的历程,整个近代史,就是一部中国遭受西方列强侵略、压迫的屈辱史。自那以后,中国仁人志士梦寐以求的就是赶上西方世界、实现现代化,扭转“东亚病夫”这一颓势。清代李鸿章看到了“三千余年未有之大变局”,但始终没有办法扭转局面。梁启超提出了著名的“三个中国时代划分”的说法,即自黄帝以迄秦之一统“内生成长”的“中国之中国”、自秦统一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中心辐射”的“亚洲之中国”,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中国民族合同亚洲民族与西方交涉、竞争”的“世界之中国”,但只有未来的预见没有抓住中国现代化的实际。在那个时代,曾涌现出政党政团共300多个,主张纷纭:有国民党作为全国最大的倾向革命的党,又有主张宗教式农民运动、实业救国、教育救国、办报救国、个人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等。但这些根本无法应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世界局势和国内动荡危机。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是在中华民族发展历史歧路最多的时刻竞争出来的,稍有不慎,就走上了歧路,因此其通过竞争而得来的合法性是牢固的,活力是持久的。

二是中国共产党初创时期的初心和使命更能“照亮现实”。什么是现代化?有的理解为先进技术、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民主化等,众说纷纭,不如从《共产党宣言》中寻找深刻的答案,将之理解为“人的解放与全面发展”。这意味着现代化不应该让人的劳动异化,人既不应为物质所累也不应被精神压迫,社会既要有科学的信仰,也要有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如何实现这些美景?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信仰共产主义、实现共产主义至关重要。中国共产党也如此,在党的一大中明确提出了实施无产阶级专政、消灭私有制、实行社会革命的目标,以崭新的信仰建立了新型政党。此后历次重要会议,均体现了富有现代化政治文明的特色,如在党的二大中,第一次提出了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第一次提出了组成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的主张,第一次以全国代表大会名义公开发表了党的宣言,第一次制定通过了党的正式党章,第一次明确了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组织关系,第一次明确阐释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基本思想,第一个以政党名义作出的关于妇女问题的决议;如在中共四大上将委员长改为职位低微的书记,以此彰显“为民做事、不作官僚主义”的决心;如党的五大第一次较为系统地提出了9条纪律,第一次选举产生了监察委员会,第一次提出政治纪律要求,等等。这些举措让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朝气蓬勃,领导了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等,沉重打击了统治者嚣张气焰,让人民看到了正义的力量和未来现代化的可能前景。尽管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发动了反革命政变,革命转入低潮,但中国共产党以崭新的信仰和一心一意为民族为人民利益服务的初心使命照亮了黑暗的现实。

二、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时期(1927—1931):推动和维护产权现代化赢得民心

一是中国共产党依靠立法实施土地革命,建立金融经济,将农村根据地和农民都组织了起来并实现工作重心转移。现代化核心问题就是构建清晰的产权,拥有良好的金融经济。毛泽东同志在《寻乌调查》曾指出“地主、富农共占人口的7.445%,占有土地70%”,证明了广大农民是渴望变革产权的。恰好,1927年党的八七会议提出了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总方针,指出了“土地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是中国革命新阶段的主要的社会经济内容”,决定派有经验的人去组织、建立工农革命军队和政权准备农民总暴动,从而纠正过去发动群众不够的问题。这些政策起初并没摆脱革命“城市中心论”的影响,但自秋收起义进攻城市失败后,毛泽东同志就意识到只有转入农村创建根据地闹革命,才能更好地践行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的总方针。于是毛泽东同志上井冈山创建了根据地,并亲自制定、颁布了我党第一部土地成文法——《井冈山土地法》,形成完整的土地革命路线,以法的现代形式为农村根据地奠定了经济基础,从而赢得了群众基础,给我们党带来了大转机,顺利实现了我党重心工作从城市转入农村,创建了伟大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期间,还给党带来了经济管理上的大变化,毛泽民同志受中央委派筹办了苏维埃国家银行,实现了党在农村根据地的金融领导和全面执政。

二是中国共产党以现代化管理观念打造了红军,为新的经济提供强有力的保障。这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管理、红军的建设也都迈向现代化,与旧的管理模式和旧军队完全不一样,如制定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发行苏区货币、印发了《调查研究》(后改为《反对本本主义》)和《寻乌调查》、三湾改编实行官兵平等、实施经济公平和支部建在连上等,还召开了十分重要的古田会议,开创了正确解决党内矛盾的范例,确立党了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在这一时期,中央苏区全盛时期拥有60个行政县,总面积约8.4万平方公里,总人口达453万,党员总数约13万人。全国红色根据地总面积达20万平方公里,总人口1500万人,成绩斐然。

三、伟大斗争与长征时期(1931—1936):经历锤炼并经受了考验的现代化团队精神

一是中国共产党坚持先进的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通过了创党以来革命最严重的瓶颈期。这时期,在共产国际支持下,年仅26岁的没有革命经验的唯书唯圣的王明于1931年六届四中全会夺取了党中央的领导权,与博古、李德走上了一条教条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的“王明路线”,其流毒被称为“统治党4年、影响党14年”,给党造成了严重危害。这一时期,蒋介石发动声势浩大的第五次围剿,正由于红军反围剿推行了错误的“王明路线”,导致反围剿失败,被迫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导致了在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从长征出发时的8.6万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以至于当地百姓中流传着“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的说法。这一时期还出现了罗章龙不满六届四中全会王明左倾错误的决定而另立中央、张国焘长征中不想北上企图另立中央的严重事件。但是这些瓶颈问题都被中国共产党解决了,能解决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我们党坚定实施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具有钢铁般的团队纪律和容错纠错机制,在遵义会议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并开始独立自主解决中国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可谓“现代化不是教条主义,教条主义也出不来现代化”。

二是中国共产党在长征锻造了具有现代化意识的团队危机处置能力。红军长征历经大大小小几百次战役,克服各种危机和困难,最终实现了伟大的战略转移。习近平同志指出,长征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是一次检验真理的伟大远征,是一次唤醒民众的伟大远征,是一次开创新局的伟大远征。经历长征,红军保留了精英和强大的团队力量,据统计,1955年首次授军衔时,中将以上254名,其中222人参加过长征,长征堪称人类历史的奇迹。从中我们也可以体会到长征精神能锻造出扛住压力、化解危机的能力以及自我调适、自我锻造风骨的能力,这些正是现代化所需要的精神魄力。

四、从二次国共合作抗日到人民解放(1936—1949):用现代民主塑造新的国家共同愿景

一是中国共产党实行民主并将团结文化变成最闪亮的文化。现代化是一种向上的力量,在共同努力的方向上,既要有个体的自由,更要有团体的自由。现代化是“联盟”的也是协作的力量,是共赢的理念而不是零和博弈思维。这时期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是:中国共产党比较成熟地运用了民主政治和统一战线,前所未有地发展出了昂扬向上的团结文化,展现了高超的现代化领导艺术。这时期,中国共产党紧紧把握了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这一判断,不负众望,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实现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并在抗战中克服了国民党片面抗战的缺陷,成为了中流砥柱,让全国人民深受教育和鼓舞。1942年中国共产党开展了整风运动,提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这是中国共产党党史上的伟大创举。1944年毛泽东同志在《学习与时局》的报告中动情地总结道:“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对于人的处理问题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这是我们的党兴旺发达的标志之一。”1945年中共七大召开,大会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毛泽东同志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深刻地指出,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这个报告获得了全党、全国人民的赞誉,全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1949年,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夕召开,毛泽东同志首次提出了党的建设工程和“两个务必”方针,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依靠群众、团结统一的精神。1949年9月29日,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人民解放军、各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在北京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彻底摧毁了国民党政府的旧法统,为新中国的法治建设清除了障碍,奠定了基础。

二是中国共产党这时期现代化治理还开创了全国新气象。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写道:“我所见到的,我所听到的,都在告诉我,这是一支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队伍。他们的存在,是世界的一个奇迹,他们的精神,是世界文明的一份财富”华侨陈嘉庚也印证了这一点,他看见的延安是这样的:“一、没有苛捐杂税,不像国统区那样捐税多如牛毛;二、领导人廉洁,他们的工资标准和一般干部、士兵相差很小,这同国民党达官贵人的贪污腐败形成鲜明对照;三、没有乞丐、妓女和失业的人,人民生活过得去,不像国民党统治区那样民不聊生;四、领导人与人民群众平等相处,不像国民党统治区那样等级森严;五、社会治安好;六、男女关系严肃;七、朴素成风;八、民主风气好,县长是民选的。”

五、实践奋斗出来的社会主义(1949至今):形成“四梁八柱”开创出新的现代化模式

一是中国共产党创建了骄人成绩的举国体制。新中国成立大大加速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国共产党领导团结全国人民创建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包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颁布了婚姻法、共和国宪法、民法典等;由人大产生了一府(政府)一委(国监委)两院(法院、检察院),积极按照宪法和法律的框架运行党的执政权和领导权,确保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监察权有序分工,确保协商权、军事权发挥应有作用。这些体制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世界优秀文明成果和实践经验于一身,有效克服了西方“三权分立”互相制衡的弊端,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在经济上实现工业、农业、科技、国防“四个现代化”齐头奋进,建立世界上最完整的工业体系,建国70年GDP增长了174倍,改革开放以来年均增长率相当于世界的3倍;在政治上对文化大革命进行了拨乱反正,实行了改革开放,有效推进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成功收回港澳并践行“一国两制”,完善干部选拔制度,大力发展协商民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国防科技上成功研制“两弹一星”、航母、5G网络、北斗全球系统等,并在诸多领域位居世界前列;在民生保障方面,兴建一批大型水利工程,实施西部大开发,建成世界最大社会保障体系,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在安全稳定和外交上,成功抗震、抗洪、抗疫,克服了亚洲金融危机,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外交基本原则和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前所未有地接近世界舞台中心。

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化模式为世界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共产党领导、团结全国人民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立起了“四梁八柱”,创造了崭新的现代化模式。主要经验包括:思想层面上的“四梁”,一是增强“四个自信”,不断追寻“大道”,向理想的制高点攀登;二是具有马克思主义分析工具,保持了战略眼光和战略定力;三是推行成功的愿景教育,积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创新守正、引领;四是始终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运行操作层面上的“八柱”:一是建立稳定的政治大局,夯实领导力根基;二是实施长效的规划和决策战略部署,处理好市场与政府关系,奠定战略根基;三是实施高效的宣传、动员、组织,服务群众,筑牢民心根基;四是坚定造福民生的发展模式,做大做强做优国有企业,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培育效益根基;五是确保有序的增量民主,不断发展党内民主,打好组织根基;六是推行法化的权力制约与监督,树立法治根基;七是优化人才结构,激发人才活力,厚植人才根基;八是重视自主的文化安全和文明创新,增强危机忧患意识,保持文脉根基。通过“四梁八柱”,中国共产党为中国现代化提供了一个良好动力系统和保障系统,确保“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有机衔接并如期实现。

总之,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以马列主义为指导,不断推进马列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积极坚持战略定力,走出了一条独特的现代化道路,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总结起来,其成功秘诀有:一是富有时代竞争力的信仰和理想信念;二是赢得民心的产权变革;三是经受考验的团队精神;四是具有号召力的共同愿景;五是建国以来形成的“四梁八柱”良好的基础。

 (作者罗祖高系中共来宾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来宾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专家库签约理论专家、来宾市党史专家库专家;宁金系中共来宾市委党校副校长、副教授,来宾市党史专家库专家)


责任编辑:李佳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