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文化如何走向深远广大

作者:曾攀
来源:当代广西网
2021-06-30 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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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攀

文学写作中的红色文化题材,重心在于革命文学与战争文学的写作。这在百年中国事实上有一个非常悠久的传统,从五四文学革命,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领导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形成了二三十年代革命文学潮流。 1928年,太阳社的《太阳》月刊、创造社的《创造月刊》、后期创造社的《文化批判》等,在上海倡导“革命文学”,宣布革命文学时代的到来,无产阶级的文学运动也开始蓬勃开展,邓中夏、恽代英等人不断倡导无产阶级文艺的理论与实践,文学开始走向广阔的中华大地。中国共产党于20世纪30年代在中国上海领导创建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冯乃超、阳翰笙、夏衍、洪灵菲、阿英、鲁迅、冯雪峰、郑伯奇、田汉、蒋光慈、郁达夫、陶晶孙、柔石等在新文学发端之际一直活跃于中国文坛的文艺家参与其中,革命文学的队伍日益壮大,并渐成蓬勃燎原之势。到了20世纪40年代,毛主席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其中指出,“我们今天开会,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包括赵树理的写作到新中国,杨沫的《青春之歌》,吴强的《红日》,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梁斌的《红旗谱》,柳青的《创业史》等,到了60—70年代的文学,浩然的《艳阳天》《金光大道》。

直至80、90年代,汪晖在《短二十世纪:中国革命与政治的逻辑》一书中,将20世纪视为“革命”的世纪,然而从1911年辛亥革命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革命”的世纪结束了。令我感兴趣的是,纵观整个现当代中国文学发展史,新时期之后尤其到了90年代,革命的红色题材似乎已经有所转向,既然“革命”的世纪已经“结束”了,为什么现在重提红色文化,重提革命文学?它的意义非常的微妙,也非常有意思,尤其是似乎它消隐了,但是它现在又重新焕发生机,我们为什么要重走长征路,重访湘江战役的遗址,重新站在当下的视野理解革命并再造革命文学的新形态。也就是说,后革命时代如何重新讲述革命?这就需要建立写作者的历史意识。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指出,真正的历史意识,“它不是继承得到的,如果要得到它,你必须用很大的劳力”,这个过程一方面需要重建过去与现在的对应关系,获致“对于永久和暂时合起来的意识”;另一方面则以真正的创新推动新旧的适配,完成新的富于创见的构造。

我对现在红色文化的时代表达有一个基本的判断或说认知,就是当代中国的红色书写及传播,应当走向深远广大。我们现在的红色文化有时候略微局限,其中有如何表达历史真实性的问题,还有表达方式较为局限的问题。那么,如何理解当代红色文化的发抒,红色基因如何在当代中国传承,成为了问题的核心。20世纪是一个革命的世纪,红色文化在中国有着多样化与多层次的呈现,因此这是一口老井,简单的凿法,凿不出水来,我们必须在原有基础上不断深挖,或另辟蹊径,或持之以恒地把这口老井的泉水凿出来,这是“深”的问题。

“远”的问题就是我们要走向无远弗届的外在世界,红色文化创作需要走出新的长征,否则简单的重复,走几个地方,采访几个人,是绝对做不到的,作品也没有感染力。当代中国文学正在经历一个“向外转”的写作走向,重铸红色文化是其中的重要形态。以前80年代我们讲文学向内转,这是针对意识形态来讲,现在我们要重新向外转,走出狭隘性、功利性。文学亟待破除闭门造车的书斋式写作,走出形式翻新的窠臼,走向无远弗届的外在世界。经过这些年的蓬勃发展,尤其是喜迎建党百年这一历史契机,红色书写方兴未艾。加之红色文化已经具备了自身的历史性,其创作也已演化出了自身独异的书写脉络和审美流变。下一步,红色文化的当代表达应将迎来一个全新的面貌。

所谓的“广”便是破除红色文化书写的狭隘性、功利性,打破包围圈,到广阔的天地去,并且尝试多元艺术方式的呈现,走进千家万户,走入寻常百姓的心里;打破包围圈,到广阔的天地去,尽可能地尝试各种艺术方式呈现。比如音乐剧、彩调剧,比如报告文学,比如非虚构,比如网络文学。如湘江战役的舞台呈现,如网络文学将革命通俗化,革命下沉与开放。非虚构,重新凝聚真实与真切的文学现场,从事实真实、心理真实到精神真实,但是经过艺术加工,经过主体性的过滤,从而打造具有个性化与广阔性的红色作品。当下红色文化的书写还有一点,就是应当讲究方式方法。意识形态最好的传播方式,红色文化最好的当代化的方式,是润物细无声,更重要的,通过多元多样且灵活巧妙的方式,走入寻常百姓的心里,才是真正的对人有所触动的作品,从而使我们整个现在的红色精神、红色文化,慢慢地播撒开来。革命文学与红色文化的表述,需要脱离越来越细、越来越窄的方式。拿一个项目,或者承担一个课题,为了完成一个任务而写作,是我们必须要突破的瓶颈,必须要走向广阔的天地,跟我们的内心世界相呼应,加以对象化。

“大”则是红色文艺需要尽可能地包罗万象,不能仅仅局限于简单的革命历史甚至是政治命题的再现,而应该以涉及丰富的多层级的传递,呈现出宽阔的视野与厚重的阐述。红色文化书写如何转型?具体来说,其一是摆脱题材大小的拘囿,之前的写作尤其在宏大叙事上倾注了很多的心力,今后的转向,在以往的视野及关切之外,是否可以尝试收一收,即诸多物事人情皆可纳入考量,关键在于有没有大手笔;其二,要警惕千篇一律的题材优先,更需要在叙事结构上考究,过滤粗放型的高大全式写作,在形式上多加经营以形成结构上的异质性;其三则是语言上,当代文学中红色文化的表述,落点还是应该在文学上,需要更具辨识度的语言,形成主体的叙事调性,在话语修辞、美学品质上更进一步,创造出更有感染力,也更具传播力的艺术作品。不仅如此,我们所参观瞻仰的湘江战役纪念碑、纪念馆,事实上是一种陈列和讲述、复制和再现,也是对湘江战役这段历史的梳理和总结。这个层面很容易理解。更重要的,这里面包含着历史化和经典化的过程,高度的仿真和还原,达到想象和再造的功能,震撼我们的心灵,净化我们的灵魂,是康德意义上的道德崇高与精神振奋,这亦是所谓之“大”,可以让我们肃然起敬,增加新的前进能量。通过这样的方式,树立典型,塑造经典,代代相传。往更深一点说,纪念是一种召唤,是一个复活的过程。这有助于重建我们的历史记忆,唤醒我们的历史意识,重建我们的个体观念。

总而言之,红色文化的写作需要走一场新的长征。当代广西杂志社此次策划的“辉煌百年路 湘江党旗红——文化名家走全州”活动,追缅先烈,弘扬红色文化,有助于促进文化工作者由深耕细作走向深远广大,在后革命时代,进行多元共存的文化尝试,开展一场持之以恒的持久战,以此扩充红色文化的书写样式,在新时代铸造新的革命经典文学,形塑当代文学的时代表达。

 

(曾攀,文学博士,《南方文坛》副主编,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近年在《南方文坛》《扬子江文学评论》《小说评论》《现代中文学刊》《文艺争鸣》《当代文坛》《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上海文化》《上海文学》等发表文章近百篇。曾获广西文艺花山奖、广西文艺评论年度奖、《广西文学》年度评论奖等奖项,入围2021年度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著有《跨文化视野下的晚清小说叙事——以上海及晚近中国现代性的展开为中心》《人间集——文学与历史的生活世界》《面向世界的对话者——乐黛云传》等,参与主编《广西多民族文学经典(1958—2018)》《百年广西多民族文学大系(1919—2019)》等大型丛书)

责任编辑:覃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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