跌跌撞撞走上写作之路

作者:杨仕芳
来源:当代广西网
2021-07-19 1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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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仕芳

1

“此时,悬挂在讲台上边的挂钟传来叮当叮当的声响。是凌晨了。我心里抖了一下,想我十六岁了,真的十六岁了,可以办身份证了。我把脸转向窗外,看到一片银白色的月光,如同洒下一层薄薄的盐。”

这是我发表的第一篇小说里的其中一段,刊在《广西文学》(2007年),题目叫《明天,我年满十六岁》,亦是我发表的第一篇小说,小说写一个留守儿童被霸凌而最终奋起反抗的故事。那篇小说面世时,我已年满三十岁,许多优秀的作家在三十岁之前已写出了代表作,所以我觉得我的那篇小说得以发表,不过是侥幸罢了。

在此之前,我从没想过自己会成为写作者,童年的梦想是当一名掌墨师,手拿一把竹片做成的尺子,用杉木成精致而典雅的木楼,活成在乡间小道上游荡的魔术师,而在山水间建起故宫那样气势磅礴的木构建筑,几乎囊括了我整个童年对未来的所有梦想。后来我到山外念书,遇到许多始料不及的人和事,童年的梦想越来越远,最后阴差阳错地拿起笔,进而忘掉了做木匠的斧头。在选择写作后,放弃过不少世俗里的东西,那些东西看似重要,使不少师友为我惋惜,并善意地提醒我要三思而行。我感激他们却又无言以对,能做的只是听从内心召唤。

我真正萌生起写作念头,是在偏僻的乡村中学教书,那里少有人谈文学,更没人谈摇滚,连小卖铺里的啤酒都没有正式商标,生活单调而乏味,更可怕的是,站在操场旁,似乎一眼望见数十年后的人生模样。我在好几篇文章里写到当时的窘境。“世界那么大,谁会记住我们呢?记住我们说过什么呢?我们迷茫、焦虑和恐惧,无时无刻不渴望逃离,而又能逃往何方?去上海,去广州,去深圳。我们没有足够的勇气离开,最后只能抱怨着萎缩在逼仄的木楼里。每天望着日出日落,想象着山外的场景,竟不知是在活着,还是在生活。”那时有位作家来到我们学校做讲座,此人其貌不扬却名声远扬,我不禁暗自吃惊,想原来当作家不论长相啊……那时起,我开始觉得写作并不神秘,渐渐地对写作产生了兴趣和信心,于是在那些失眠之夜悄悄地拿起笔。“那段时间,我写下几十万字,却没有一个字得以发表。我对自己是否有写作天分产生怀疑。或许我无法成为一个写作者!这念想击中我,挫败感淹没而来,使我在看不到黎明的暗夜里,为自己曾经的狂傲感到羞愧。”“我从床底把大叠手稿翻出来,发黄了,粘着灰尘,纷纷扬扬飘落,心里充满悲伤。不满四岁的孩子却觉得有趣,手舞足蹈,还仰着小脸去承接飘落的灰尘。我抱着手稿丢进木楼旁的垃圾焚烧池,火很快吞噬它们,转眼化为灰烬,曾经的理想和意念跟着消散,心碎了,泪垂着。那是恋人死去的感觉。撕裂。疼痛。无处悲伤。孩子傍在身边问我怎么哭了。我说没哭只是流泪。我不知道哭和流泪是否有区别,但是我已无力解释。”“我离开乡下中学到县城当差,遇到许多人和事,也便有了诸多感触,压抑着,便又想起写作。此时书写没了当初的偏激,纯粹只是为了表达,让疲惫灵魂找到栖息地。那年偶遇一位到县城游玩的编辑老师。我小心翼翼地拿一篇手稿给他看。编辑老师只看前面几页,竟然给予肯定,没过多久小说果然在《广西文学》上刊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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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有时候需要一抹亮色。覃冰 摄

小说面世时,我已调到县委办上班,整天与材料打交道,小说得以发表甭说有多激动,但我没有跟单位里的人说起。我写作的劲头更足了,却不敢告诉他人,因为在小县城里写作,不仅会让人觉得你不务正业,还毫无前途。我也没有告诉父母亲,尽管父亲当过小学教师,但他一辈子呆在山村里,目光早已被重山所困;母亲没念过书,更难理解什么是写作。后来我调到文联上班,母亲问起文联是干什么的,我不知该如何解释,顺口回了句:放羊。有一回母亲到办公室找我,满脸怀疑地四下观望,我知道她在寻什么,于是指着书架说那是我的羊,母亲若有所悟地点了点头。

年底时,编辑老师给我打电话,说我的小说获得“《广西文学》文学奖”,我以为他们弄错了,当确认真的获奖时,我才感受到从未有过的喜悦,同时陷入更为巨大的惶恐里,觉得小说之所以获奖,必定是鼓励大于作品本身,于是颁奖那天,我诚惶诚恐地坐上开往省城的班车,诚然,还是不敢对单位里的人说起。


2

“天总会下雨的,这是谁也没有办法改变的事。我要说的是我不喜欢下雨,下雨了草丛里的野兔就不见了,树梢上的小鸟也不见了,连树木都变成水牛一样沉默,世界陷入安宁。我常常在这种安宁中感到莫名的恐慌,害怕这个世界再次将我抛弃。我已经被抛弃一回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每当回想那件事,我就憎恨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这是我发表的第二篇小说的第一自然段,发表在《广西文学》(2008年),题目叫《阳光穿过我们村庄》,小说写我对于生养我的村庄的美好想象,祈祷好人好运,坏人知罪忏悔。当时我还在县委办上班,受到莫名委屈是家常便饭的事,许多时候不是做好事情就是对的,最糟糕的是,受了委屈却无处诉说,只能默默埋藏心底。这种情绪在心底积压多了,便渴望找到诉说之所,于是想起写作,又偷偷地拿起笔写起来。写作成了我在工作之余最大的乐趣,在虚构的世界里,安放烦躁不安的心。为了挤出时间来写作,我推掉所有能推掉的应酬,认为朋友不是靠几杯酒喝出来的,直到现在,我才悟到大多数朋友就是喝出来的。那时当别人在喝酒K歌,我躲在办公室里敲打键盘,而之所以选择在办公室里写作,是因为领导会偶尔到办公室转悠,当看到我坐在电脑前,以为我在加班赶材料,就不叫我去应酬。当我写会虚构故事时,时常将工作上的委屈搁在故事里,即将生活里的怨言撒在小说的人物身上,结果郁闷的心情得以慢慢舒展。那是一条屡试不爽的经验。那之后,每当被受到委屈,我就在脑子里构建故事,让惹怒我的人落入小说陷阱里,等待我这个创造虚构世界的国王,给予赞扬或口诛笔伐。在这篇小说里,我毫不留情地批判一个赌徒,那个赌徒在生活里让人难受,又拿他没办法,于是在故事里往死里整他,让他受尽折磨丧失人性。编辑老师读过后,给我提出修改意见,说我过了头,太狠了,小说世界自有逻辑。我修改之后才得以刊发。我记住了编辑老师的话:小说逻辑。我渐渐地明白了小说的奥妙,不仅要将自己的故事写得像别人的故事,还要将别人的故事写得像自己的故事,得成为一个能以一种平衡的方式,从头尾想象一部小说的人,还得会用合适的语言表达内心的梦境。

应该在那时,我无意中找到了通往真相的虚构之路,学会了在生活和虚构两个不同维度的世界里来回游走,也明白了将现实里的真实移植到小说里便成为虚假,而如何把虚假转化成真实才是小说所要解决的问题。我不断尝试着把生活里的人写到小说里,让他们逐渐虚化,最后长成新的人物形象。“我不知该如何感激他们,能做的只是把他们写进小说里,除此之外找不到更好的办法来表达内心的愧疚和歉意。母亲不识字,看不懂我写什么,这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借此完成内心的感恩仪式。小说里的父母就是他们。我爱他们。在生活中,在他们面前,我断然说不出这句话。” “我的生活遭遇了变故,始料未及,许多东西在一夜之间发生改变,整个生活偏离了正常轨道。我奔跑着,挣扎着,越来越看不清自己,也越来越看不清世界,与周身的人们联系少了,有时想找个人说说话,翻出手机居然不知该给谁拔。我遗忘了他们,也被他们遗忘。世界渐行渐远,黑夜慢慢降临。”“我没法不写这个弟弟,以此纪念他,尽管他并不知道在这个尘世里还有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挂念他,祝福他。小说中的人物都活在我心里。他们就是我,我就是他们。我在一如往常的白天和夜晚里,把他们连同我自己写了下来。”

那一年再次授予我“《广西文学》文学奖”,我接到电话时,虽然不再怀疑弄错了,但依然怀疑自己是否有写作能力,因为同年获奖的几位作家,在创作上成绩斐然,我对他们的成就仰慕已久,所以依然觉得鼓励大于作品本身。我和上一年那样诚惶诚恐地坐上开往省城的班车。班车从县城到省城需要走七个小时,日出时出发日落时抵达,这个意象在潜意识里扎了根,几年后写下一篇小说叫《在黑夜抵达》,亦在《广西文学》刊发,是对那段日子的纪念和怀念。

到南宁参加颁奖活动,我还是不敢跟领导说,以去参加考试为由请假。后来领导还是知晓我去南宁的目的,领导在广西新闻频道上,看到了颁奖活动的报道。我回到县城,领导没有责怪我,也没有奖励我,只是提醒我不要影响工作,在领导看来小说和公文是两种不同的文体,毫无通达之处。小说是自由的,过于自由就会散乱,而公文稳固的形态,能够给予小说帮忙。在日渐的工作中,我逐步发现过于墨守成规的公文会陷入死板境地,而小说语言的自由与温度,能够增强公文的个性和活力。我学会了在两种文体中自如转换。

 

3

“杨志中专毕业了,他的城市生活也结束了。他坐在火车上望着窗外越来越远的高楼、马路和人群,感觉自己是一条被城市抛弃的鱼。苗苗倚靠在他肩上静静地睡着,一脸恬静,不知她梦见了城里的水车马龙,还是乡村的树丛与野草。不管梦见了什么,他心里一样不是滋味。她原本在一家医院里找到了工作,由于他奔波了一个多月也没找到单位,最终她放弃了城市跟他一起回到林荫镇。”

这是《最后一个夜晚》的第一自然段,刊发在《广西文学》(2009年)。这个故事是从现实生活里来的,当年我刚毕业来到一个山村教书,在那里遇到一个疯女人。那时是傍晚,有明晃晃的阳光,学生和其他老师都回了家,剩下我站在宿舍走廓上呆望天际,时光缓慢得像在墙角里爬行的蜗牛。女疯子突然出现在操场那头,踩着阳光走来,径直走到宿舍走廓上与我并肩而立。她穿戴整洁而时尚,脸色恬静,不像村里的姑娘。我不由莫名慌张,竟找不到合适的话,她也没有说话,最后我不得不开口,说我去做饭。她依然没有说话。我就走到厨房里生火,以为她会知趣地离开,结果做好饭了她还站在走廓上,远处的夕阳已经消褪,山谷里浮上一层白色的雾气。我只好客气地邀请她吃饭,她竟毫不客气地坐在饭桌旁,拿起饭碗就往嘴里扒,我才确定她是村里的姑娘。她还没吃完饭就被她赶来的母亲强行拉走。次日村里的老师才告诉我她精神失常,刚从广东送回村庄。那之后,她在村里遇人就说要嫁给我,说我是天底下最好的男人,因为我请她一碗饭。我成了村庄里的一个笑话,不久借此为由头调离那所学校。我偶尔会想起她说的话,不禁怀疑她遭遇过什么惨烈的事才精神失常,不然怎么会为一碗饭而心生感激呢。几年后我调到中学教书,在小镇上又遇见她,她的病好了,据说她又到广东打工去了。我特意站在街边等她走过来,她却装着没看见我,消失在人头攒动的街头,从此再也没有遇见。

应该说,这个姑娘的出现与消失,教会我对人生的思考,她发疯时能够直抒胸臆,正常了反而戴上厚厚的面具。很多时候,我越来越觉得所谓的正常人还不如疯子,世界亦如此。于是我把她写进小说,在虚构的故事里,“我”没离开村庄,而选择直在现实,而“她”的病也没能治愈,在逼仄的村庄里挣扎,活着和死去,最终让人性之光普照大地。而“人性”这个词,亦是编辑老师为我指明的,那是一条通往人生的秘密渡口。在此感激编辑老师们,同时感激那个活在怀念里的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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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愿望和美好垂吊在风里。覃冰 摄

那年《广西文学》又给予我小说年度奖,也就是连续三年获得小说年度奖,当接到获奖通知时,我高兴之余,终于相信自己也能写作,于是开始认真思考这件事。2013年我到北京鲁院高研班学习,在纯粹的空间里反省自己的写作,发现获奖的这三篇小说,是我的思想发生不断变化的过程,即从对现实的表达,到对现实的想象,再到对现实的反思。在那一刻,我看到潜藏身上多年的与生俱来的东西,像是遗忘在山间的先祖们的灵魂在苏醒,时常在夜深人静时来到我床前,语重心长地告诉我族人们的所有隐秘。我喜欢沉醉在这种臆想里,相信写作于我是命运使然,想既然无法用木头建成鼓楼,那么就用文字来代替吧,当一个游荡在乡间的文字魔术师也不错。也是在那时,我越来越清晰地看到游荡尘世间的人们,每当来到人生岔路口,似乎有许多选择,实则别无选择,早已被某种命运裹挟,而写作就是裹挟我的命运。“我忽然意识到,今天的你,是映衬着那些出没在你生命里的影子,而我的影子将会出现在你未来的生命里,反之亦然。我继而意识到,那些影响着我们的影子,他们也是受到他人的影响才呈现出我们所看到的模样,所以我不知道在来到这个世间之前谁是自己,也不知道来到这个世上之后自己是谁。”我在一部小说里写下这段话,或许能阐释我内心的矛盾与焦虑。

从那之后,我像一个亡命之徒,跌跌撞撞地走上写作之路,那是一条看不到尽头的孤独征途,布满鲜花和陷阱,无时不对未知的世界心生惶恐,却在他人面前张牙舞爪,掩饰内心的脆弱和怀疑,倘若发现此路不通,已为头撞南墙的窘境找了借口,然而这是另一种可笑的张牙舞爪呀。此时回头往来路张望,发现在身后留下一串歪歪斜斜的脚印,心底不由涌起一股悲戚之感。

写作以来,我总是把自己最满意的作品投给《广西文学》,每一次写作上的变化都在字里行间暴露无遗,毫无夸张地说,这些年的写作心路历程,都在《广西文学》杂志上记录在案。这本处于南国的杂志,为我开辟了写作之路,编辑老师们把我扶上一匹瘦马,满脸慈祥地目送我北上。如今我已步入中年,不再年少轻狂,抖落身上的尘埃,看清人间世道,再次思考活着和生活的区别与意义。现在,能做的,该做的,是剥离写作之外的泥污与藩篱,让写作回归最初的原野,抵达土地深处的宽容与仁慈。


(作者简介:杨仕芳,男,侗族,广西三江人,作品散见于《花城》《山花》《青年文学》等刊物。著有《而黎明将至》等5部小说集。获得广西少数民族创作花山奖、广西文艺创作铜鼓奖等)

责任编辑:覃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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