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是对这个并不完美的世界温柔以待
——侗族作家杨仕芳访谈录

作者:党坚
来源:当代广西网
2021-09-17 11:06

编者按:近年来,广西的文学创作,特别是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方面取得长足进步。广西多民族作家形成了一支队伍,各民族都有了自己的代表性作家,特别是壮族、瑶族、侗族、仫佬族等涌现出一批有全国影响力的作家。历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都有广西作家作品获奖,在2020年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评选中,广西有壮族、瑶族、毛南族作家的三部作品同时获奖,这是广西少数民族文学的重大突破。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展示广西少数民族文学成就,当代广西网、《广西民族报》与河池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联合推出广西少数民族作家访谈专题,由河池学院的学生对广西少数民族作家进行专访。敬请持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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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档案】

杨仕芳,男,侗族,广西三江人,作品散见于《花城》《山花》《青年文学》等刊物。著有《而黎明将至》等5部小说集。获得广西少数民族创作花山奖、广西文艺创作铜鼓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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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仕芳部分作品封面。作者供图

【访谈实录】

党坚:您曾当过乡村教师,在小说《最后一个夜晚》《致蔡先生》《秉烛者》等作品中,主角都是一名乡村教师,这是否印证了“写作来源于生活”那句话?在您的乡村教师经历中,有什么难忘的记忆吗?

杨仕芳:是的,我是那种很笨拙的写作者,我所有的小说都离不开生活。我很佩服那些天马行空的作家,我也渴望写出那样的作品。当乡村教师的记忆太深刻了,我说说两件难忘的事吧——

第一件,我师范毕业后去到一所山村教书,晚上别的老师和学生都回家了,只剩下我一个人住校。记得我刚刚学会做饭后的一天傍晚,有一个漂亮女孩来到学校,当时学校里没别人了,那时我才二十岁,心里有些慌,就说我要去做饭,其实是想请她离开。我就走进厨房做饭,半个多小时后,饭菜煮好了,那女孩居然还在那里发呆,我不得不客气地请她一起吃饭,她竟然毫不客气地坐到饭桌旁。但她还没吃完一口饭,就被一个中年妇女拉走了。第二天我才知道,那个女孩是个疯子。后来那个疯子见人就说要嫁给我,吓得我跑到镇上的教委办请求调离那所学校。几年后,我调到镇上的中学任教,有一天在小镇的街上再次见到她,她的病情已经好转,我本想跟她打招呼,但她装作没看见我就从我面前走过,从此之后再无交集。这个女孩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也促使我对人性的思考,这个女孩就是《最后一个夜晚》的故事原型。

第二件,我调到镇上中学任教后,有一天看到派出所抓住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偷,那小偷也讨人厌,专门偷女生内衣,派出所民警把他铐在学校操场旁的电杆上,许多学生都去围观,没人对他表现出同情。他本该和别的孩子一样坐在教室里读书,却因这个原因,最终成了被耻笑的对象。这让我心里很难受,又无能为力,内心所受的冲击不亚于一场地震,这触动了我写作的那根神经。这个孩子被我写进《明天,我年满十六岁》,那是我发表的第一篇小说。那年是2007年,我年满三十岁。

可以说,生活经历是促使我走上小说创作的最大动因。

党坚:小说中的亚莲应该就是这个女孩,后来您在《秉烛者》中也写到了亚莲,亚莲最后恢复了神智,现实中,这个女孩的结局是怎样的呢?

杨仕芳:是的,亚莲就是那个我在山村里教书时遇到的那个疯女人,最开始写在另外一个小说里(《最后一个夜晚》)。在那篇小说里,我把她给写死了,其实是我想不出一个疯子在这个世界能有什么出路。后来,我又觉得太残酷了,于是又把她放在《秉烛者》这部长篇小说里,把她给写活了,但是她却走向另一种死亡,结果同样残酷。诚然,这与我对世界的认知有关,与我对小说人物的同情与悲悯有关,与我追求的艺术取向有关。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我与她再也没有交集,也没有跟别人打听她的生活,不知道她的命运如何。我能做的是在小说里让她恢复神智,让她拥有好的生活,后来我才意识到其实我是通过她来努力说服自己,对这个并不完美的世界温柔以待。

党坚:您是柳州三江侗族人,少数民族的身份对您的写作有没有帮助?您是怎么开始写作的呢?

杨仕芳: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侗族人,民族身份虽然对我的创作本身没有太大帮助,但是因为民族身份让我有更多机会参加各种写作培训班,从而得到学习提高吧。成为一个写作者并不是我童年的梦想。之前,我没想过我会选择写作,在连课外书都不知是何物的山村里,“作家”这个词离我实在太过遥远。后来到武汉学习,我们老师拿出一篇散文《三峡人》来讲解,他特别推崇那篇文章,因为那篇文章用的是充满诗情画意的语言。问题是三峡人的真实生活是极其困苦的,作者却用充满诗情画意的语言来描写,而我们老师却对此大加赞赏,我觉得不对劲,不由生气了,觉得作者和老师都没有同情心。人家生活那么苦,怎么还诗意了呢?我站起来发言,说那篇文章不好,对于三峡人来说不值一文,最后还赌气说,如果写出这样的文章也叫作家的话,那么作家我也能当。回来后就开始写,写作后才知道写作并没有想象中容易,不过也为了那句赌气话让我一直坚持写下去。

党坚:在小说《最后一个夜晚》《致蔡先生》《秉烛者》中,都描写了鼓楼对于乡亲们的重要性和神圣性,鼓楼在侗族地区意味着什么?写到鼓楼跟您的少数民族作家的身份有关么?

杨仕芳:鼓楼在侗族地区的意义非凡。在侗族区域里流传一句话:逢水搭桥,落寨建楼,桥指的是风雨桥,而楼指的就是鼓楼。侗族村寨没有不建鼓楼的,那是侗族人的精神憩息之地,是最大的信仰,是侗族村庄的骨骼,活在村庄里的人才是她身上的血肉。不过,鼓楼与我的写作身份没什么关联,它只是在小说故事需要的时候出现,并不是为了要表现侗族文化而刻意强塞进来。

党坚:《阳光穿过我们村庄》这篇小说给人印象深刻,书写了一幅乡土画卷和一个家庭的故事,获得了第四届广西少数民族创作“花山奖”,您描写了两位已逝去的主角,“我”和淘淘,通过他们的命运,探讨生命存在的隐秘,能否跟我们谈一谈,您当时写这篇小说的初衷?

杨仕芳:那是2008年的作品了,现在回想起来有些恍惚。应该说写下这篇小说纯属意外。那时我在偏远的县城生活,也远离文学与写作。在当地我几乎找不到可以谈论文学和写作的人,所以特别珍惜在写作上给予我指导和帮忙的师友们。我时常找机会跟几位写作上的朋友聊天,各聊各的过去和村庄。当我谈到生长的村庄时,忽然觉得我飘在半空中,俯瞰大地,村庄里的那些人就在眼底下来来往往,毫不掩饰地哭泣、呼喊和欢笑,于是就写下这个小说。

当时只觉得应该为自己的村庄写一个故事,而这些故事都在村庄里发生,只不过生活里的故事并没有小说里那么紧张和艰难,那只是我对生活的个人看法和想法。我想,每个写作者都会遇到这样的事情——如何从现实生活里抽离,然后进行二次思维地进行构思,创造出一个新的可以容纳灵魂的小说世界。

党坚:从您开始创作到现在,您的小说获得了很多的文学奖项,您觉得写作最大动因是什么?能不能分享一下您的写作经验呢?

杨仕芳:我觉得每个写作者都有自己的写作动机,因世界太过复杂,或者说人心太过复杂,人性难以捉摸,很多时候连我们都不了解自己,所以每个人的写作动机并不相同,压根就没有令人满意的答案。于我来说,写作归结于心境和表达。我的写作经验,用一句话来概括:找到让你感动的冲突,然后努力想办法解决这种冲突,故事就在这种由里而外的冲突中发展和呈现,小说就在这种寻找解决冲突的过程中完成。在我的所有小说里,冲突是最大的叙述动原和动力,没有冲突,我的叙述就进行不下去。这个世界每天都发生各种各样的冲突,但很少看到这些冲突能够得到完美的解决。我想,在这种没办法解决的冲突间隙中,就是小说存在的空间和土壤。当然,很多时候写作者并不需要提供解决冲突的办法,也不可能提供解决的办法,那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我是说冲突是推进小说的有效方法,古往今来莫不如此。

党坚:《而黎明将至》这本小说集获得广西文艺创作最高奖铜鼓奖,它致力于对底层命运的书写,以小人物展现大人性,着力于对人物内心与灵魂的挖掘和追问。是否可以这么说,您正在致力于构建一个只属于您的小说世界呢?

杨仕芳:其实每个小说写作者都在构建属于自己的虚拟世界,在那个世界里写作者就是国王,这个世界与内心的距离最为接近。在这本书里,我所写下的都是小人物。这与我的生活经历有关,在我身边来来去去、生生死死的人都是小人物,他们为生活艰苦奋斗,渺小、卑微、轻如鸿毛,他们的生与死对这个世界并不会造成太大影响,但是他们拥有同样高贵的灵魂,在人性面前,人人平等。所以我想通过他们展现出这样的一个世界,通过他们追问到关于灵魂的话题,我只是通过一个自己熟悉环境来构建另一个世界而已。

党坚:《谁遗忘了我们》这篇小说,被附上了荒诞性的标签,主角本以为自己是肺癌晚期了,没想到最后却是一个乌龙,一度从纵火犯变成了英雄,在这背后,是否隐藏了很多的东西,能否说一说?

杨仕芳:在小说里设置这样一个乌龙故事并不新鲜,前段时间热播的电视剧《我叫余欢水》,它的结构与这篇小说相似,只不过两者所呈现的内容和所表达的东西并不一样。所以说几乎所有的故事类型都不是新鲜的,无论穿越或科幻小说,都已经有人讲过,无外乎爱恨情仇。但是,每个写作者的呈现方式不尽相同,那是因为他们赋予小说不一样的思想,也就是隐藏着他们所想表达的东西。在这篇小说里,我想追问的是“谁遗忘了我们”这个问题,在生活中被遗忘的原因有千万种,归根结底是我们自己把自己给遗忘了。当然每个人都夹在生活洪流里,很多时候不得不去做不想做的事,不得不面对生活低下头,渐渐地我们就遗忘了最初的来路,渐渐地迷失了自己,变成生活捏造出来的另一个自己,真正的内心已经被埋葬。小说写作,我所指的传统意义上的那种纯粹的小说写作,其实都是对当下生活的冒犯和反抗,妄想在坚硬的现实生活里找回那个原生的自己,妄想摆脱被社会物化的自己,尽管这种反抗与冒犯最终多为失败,却充满着希望和诱惑,于是无数人在这条路上前仆后继。

党坚:故乡对您的写作影响应该非常大,在您的作品中,似乎都离不开故乡。您善于用童年的视角进行乡村叙事,写下一个个乡村人物,能否谈一谈,故乡对您的影响。

杨仕芳:我一直在生养我的地方生活和工作,最近几年才离开,但也离不远还经常回去。我的整个童年都在故乡度过,故乡的人和事就是我对世界的最初认知,自然成了我写作最重要的资源和支撑。而用童年视角来叙述,很多时候是故事本身的选择和决定,因为每篇文章都要找到一个最恰当地表现方式,才能更好地把故事讲出来。我不少作品选择通过童年视角切入故事,就是出于这种思考。

故乡对我而言意义非凡,侗族地区与汉族地区不同,她属于另外一种文化体系,我能够强烈而深刻地感受到这两种文化的融合和冲突,融合和冲突才会生成新的文化生态,这是时代发展的结果。正是在这种冲突中我看到了一个个形象鲜明的人在故乡的乡村小路上行走,他们就那样摇摇晃晃地走进我的小说,我没办法用别的方法让他们坚持下去,只能把他们写进我的虚构世界里。下一步我打算回到故乡,写一部真正属于故乡的作品。

党坚:随着时代的发展,乡村也在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到发达的地方去发展,而不愿意留在乡村里,民族文化也跟着在慢慢地流失,在您的小说中,我看到了很多民族文化的影子,您是有意在传承和保护本民族文化吗?

杨仕芳:随着城镇化快速发展,乡村里的人渐渐地离开了乡村,自然文化也就会渐渐消亡,现在到民族地区去旅游的,多数只是看到现代文明与当地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第三种文化景象。我的小说里所呈现出民族文化的影子与痕迹,并不是刻意去传承什么,我写的是小说,不是社会学,所有民族文化呈现只不过是小说故事所需要的自然呈现,它们是为我写下的故事服务,并不是我刻意在为它们服务。

责任编辑:覃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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