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EP签署为中国—东盟法律合作带来新机遇

作者:冯桂
来源:《当代广西》2021年第18期
2021-09-22 17:45

RCEP的成功签署,使以中国为龙头的亚太共同市场从愿景走向现实,也使中国和东盟之间的经济贸易合作迎来了新机遇,在此背景下,推进中国—东盟法律合作极为必要。由于多方面原因,中国和东盟国家间的法律合作还面临着一些困难,比如,东盟内部差异性较大,法律文化传统不一,既有原社会主义法系国家,也有普通法系国家,还有受伊斯兰法系影响的国家;各国法制建设也参差不齐,有的国家法制较为完善,有的国家法制建设则比较滞后。法律体系的巨大差异,不仅给东盟内部统一司法标准造成严重困难,也给推进中国—东盟法律合作增加了难度。此外,出于历史原因和现实安全考量,部分东盟国家对中国—东盟法律合作仍存在一定的疑虑。虽然存在诸多困难,但只要我们找准合作切入点、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加大资源投入,那么就能有效破解中国—东盟法律合作中的难题,推动双方法律合作迈上新台阶。

一、原社会主义法系国家应是推进中国—东盟法律合作的重点区域

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都属于或曾属于社会主义法系,历史上都曾受中华法系辐射影响,应当成为推进中国—东盟法律合作的重点区域。首先,三国法制发展水平都不发达,有发展法制建设的强烈需求。中国在经济和法制建设上都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三国具有向中国学习的驱动力。如越南、老挝两国每年都派出为数众多的法科学生赴中国留学。其次,近年来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进程中,在这些国家有大量基础设施投资,有可能产生法律纠纷,需要共同探索建立法律纠纷解决机制,以更好推动问题的解决。再次,三国在某些方面已经与我国达成一定的合作机制,如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以及由此衍生的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机制,为推进法律合作奠定了良好基础。最后,三国都脱胎于社会主义法系,在法制建设中遇到的很多困难与我国当年有相似之处,因此他们迫切希望学习中国经验,是我国可以大力发展法律合作的东盟次区域。

三国中,越南应成为我国推进国际法律合作的重点国家。越南高度重视学习中国改革开放后的法制建设经验,在其制定民法典时,就较多参照了中国民法通则,而不是模仿当时对越南投入了大量财政和学术资源的日本。中国制定民法典后,越南必然加强力量研究和学习中国民法典,我们应予以重视和支持。越南学习中国的做法,也将对老挝、柬埔寨产生一定的导向作用。最重要的是,越南近几年经济增长耀眼,特别在中美贸易战后,大量中国企业到越南投资,某种程度上使越南成为了中国供应链上重要一环。随着中国双循环经济发展模式成效不断显现,越南将日益紧密地融入中国产业链和供应链,这要求我们必须加强与越南的法律合作。

二、新兴法律领域应是中国—东盟法律合作的重点领域

在电子商务、数字货币、区块链、互联网金融等领域,我国不仅领先于东盟国家,有的方面在全球也处于领先地位。这些新兴法律领域应当成为我国推进与东盟国家法律合作的优先切入点。以电子商务法为例,2018年我国颁布的《电子商务法》在世界范围内有较大影响,基于我国发达的电子商务产业,相关立法实践和理论研究很多都走在全球前头,这对当前大力发展电子商务的东盟国家有巨大吸引力。因此,开展电商法领域的合作和交流,将中国领先的电商立法、司法实践经验输出,共同设计跨境电商国际法律规则,可以成为中国—东盟法律合作的重要内容。

基于在数字货币方面的科研实力,我国目前已经铺开试点数字人民币业务,并可能于2021年全面推开,相关法律规则已由人民银行等主管部门草拟制定。东盟各国因为科研实力、市场容量等方面原因,难以独立发展数字货币,但面对世界范围内数字货币发展的大潮也不能置身事外,亟须外力支持。数字货币事关国家发钞权,又是一种新事物,不可知风险较多,必须管理规则先行。在这个方面,东盟各国包括经济和法制较为发达的新加坡、马来西亚,都需要借鉴中国的立法经验。

除此以外,我国在北斗卫星网络、5G、高铁、人工智能、区块链等领域,都有令人信服的领先优势,在相关产业进入东盟国家市场的过程中,我国的相关法律规则应当同步进入,不仅能够更好保护中国企业的投资和技术,也可以扩大中国法的影响力。

三、民商事纠纷解决应是中国—东盟法律合作关注的重点问题

推进中国—东盟法律合作应当优先关注国际间的民商事纠纷解决问题。一是中国和东盟已经互为最大贸易伙伴,双方之间的国际货物和服务贸易量仍在快速增长,随之纠纷量也在不断增长。从Lazada等跨国电子商务平台的统计数据看,近两年大量中国中小型电商企业赴泰国、马来西亚等东盟国家注册公司、商标和专利,这说明中国企业“走出去”已经进入爆发增长阶段。传统的民商事纠纷解决方式费时耗力且效果不好,中国和东盟需共同探索创新纠纷解决机制。二是随着我国互联网审判、仲裁和法律机制的成熟,已经具备将网上民商事纠纷解决机制向外推广的能力。自2018年我国正式开始设立运行互联网法院以来,相关审判机构、规则不断完善,网上审判经验不断丰富,网络审判已经成为解决互联网法律纠纷的高效便捷方式。近两年来,网络仲裁、调解和取证成为我国运用互联网技术改革纠纷解决方式的新路径,广州、杭州、南宁等地仲裁委都在网络仲裁方面做出积极尝试。在区块链技术支持下,当前区块链公证和证据保存又成为法律事务网络化的最新前沿。这些技术具有远程、可靠、便捷、低成本等优势,特别适用于跨国民商事法律纠纷解决场景,对东盟国家有较大吸引力。三是民商事纠纷解决机制主要是为保护各国法人、自然人等民商事主体,不涉及国家主权、领土领海等敏感问题,便于各国寻求共识、达成合作。

四、法律文化交流和法学教育培训应是中国—东盟法律合作的重要手段

法律文化交流是国家间法律合作的基础,法学教育培训合作是联系各国同行的纽带。美国每年通过官方、半官方和民间的机构,大量对国际法律文化交流进行投资,设立各种基金、奖学金和培训项目吸引外国法官、检察官、律师到美国学习美国法。这种做法值得我国学习和借鉴。长期以来,我国投入了一定资源加强与东盟国家的法律文化交流,并积极为东盟国家提供法学教育培训,如中国法学会自2007年起设立“中国—东盟法律培训基地”项目,对东盟十国的法官、检察官、律师和公务员进行培训,十四年来取得较好效果。但与中国—东盟法律合作的宏大主题相比,我国的投入还很不够。RCEP签署后,我国应当系统规划设计面向东盟国家的法律文化交流和法学教育培训工作,形成既有官方途径又有民间途径,既有在职培训又有学历教育,覆盖政府官员、法官、检察官、律师和大学生的法律文化和法学教育培训合作体系。

五、建立区域共同法律事务市场应是中国—东盟法律合作的重要目标

RCEP的签署,开启了亚太15国建设货物和服务共同市场的序幕,在此大框架下,我国有必要认真、慎重地考虑建立法律事务共同市场的问题。我国对外资律所在中国开设分所、外国律师在中国执业问题监管较严,主要是因为部分欧美律所、律师借在中国执业的机会,参与某些不符合律师职业身份的事情。这种严格监管在当前仍是有必要的,但从建设“一带一路”、推进中国—东盟法律合作大局考虑,完全一刀切并不利于我国战略目标的实现。在RCEP签署后,应考虑在对等、互惠、有序前提下,与东盟国家逐步互相开放法律事务市场,以使我国律师、律所能够在东盟国家执业,服务“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同时扩大中国法的影响。如果一味扎紧篱笆不让外国律所、律师进来,自己的律所、律师也出不去,最终反而会损害中国企业在海外的利益,也不利于中国法的域外适用。建设法律事务共同市场作为一个中长期目标,有利于促使东盟国家与我国进行法律合作,为共同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做出贡献。当然,建设法律事务共同市场也伴随着一定风险,推进的过程应当充分考虑其风险,设计好管理措施,逐步、有序地推进,对有合作意愿的国家应循序渐进地开放市场。总体来看,推进中国与东盟的法律合作存在的困难很多,但从未来大趋势看,合作前景是光明的。随着我国国家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升,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意在各方面包括法律方面与我国合作,科技进步促进了新兴法律领域的迅速发展,也使我国立法和法学研究的国际影响力得到提高。RCEP的签署,是我国加强与东盟国家法律合作的重大机遇,只要我们选准切入点、加大投入、持续用力,必然能够使中国—东盟法律合作迈上新台阶!

(作者系广西财经学院法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李佳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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