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另一面——刘玉《湘江战役的民间记忆》读札

作者:曾攀
来源:《广西文学》
2022-01-28 0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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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江战役的民间记忆》 刘玉 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我是从《征服老山界》开始关注刘玉的创作的,那是2019年,这部作品与光盘的长篇小说《失散》、梁安早的长篇儿童文学《红细伢》构成“湘江红遍”系列。事实上,在《抗战老兵口述实录》里,刘玉就已经引入口述历史的写作形态,比起演绎性的历史叙事,口述史更具有实证性与在场感,这样的写法不仅局限于文本,而且常常溢出其间,寻求现实的延伸。无论是对抗战老兵的抢救式发掘能够改善他们生活的际遇,还是湘江战役中底层民众与红军战士的相互扶持及其中凸显的现实历史意义,这个过程不是直接反映正面战场,但无疑也形成了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换言之,刘玉所展现的民间的与口述的价值形态,与宏大的历史记述之间,相互补充、参照与升华,如是之历史的“另一面”,实际上亦是“这一面”,是不可或说不容忽略的所在,其中传递出来的是战争历史甚而是历史书写本身的新视角与新方法。

我一直在想,红色文化资料的开掘,如同一口老井,简单的凿法是挖不出泉水来的。晚近以来,在启蒙与革命的相互交替及彼此激荡中,我们有着关于革命文化书写的源远流长的传统,直至当下,红色文化的创作不是简单走几个地方、访几个人物、翻几页资料,然后凭借想象和感情就能写好的,需要的是身心的沉浸及其形成的深切体悟,以新的视阈和方法,创生新的形式与结构,走向一种深远广大的表达方式。从这点而言,刘玉是一个合格甚至是得天独厚的写作者,他的祖辈亲友就生活在那片血染的土地上,甚至直接参与到红军队伍之中,而且他对此怀抱热情,倾注心血,“我是日复一日听着红军故事长大的。红军的故事让我懂得很多……尽管战争的硝烟已远去,但我却从未感觉到自己与那段历史离得太远。我每天生活在红军走过的土地上,感受着那群血肉丰满的人,从我眼前走过,从我脑海里走过”。刘玉的写法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操作层面的修辞形态,他试图构筑的是一种充溢着温情的厚重的文本,他将情思、意志与怀抱寄于其中,由是而形塑的历史的另一面,同样可视为当代人的精神内面,是红色文化的当代表达的重要面影。 

在刘玉的《湘江战役的民间记忆》(以下简称《民间记忆》)中,事实上呈现的是民间口述史的自觉,刘玉从20世纪30年代中央红军进入广西境内的足迹出发,走过灌阳新圩、湘江各大渡口、全州脚山铺、兴安光华铺、西延油榨坪、兴安锐炜、华江老山界、龙胜侗寨等地。《民间记忆》既是记录,亦是叙写,全书由四十八位口述人的讲述构成,湘江战役的历史在其中穿插藏闪,不断丰富立体起来。而且其中讲述的方式非常多样,不是千篇一律的单一叙说,内部是众声喧哗的,既有红军感恩乡民帮助赠送棉被留下证言,也有民众认同支持红军不畏牺牲舍生入死,甚至还有如《龙坪纵火案》中央红军在龙坪侦破案件的书写:军民众志成城,追查纵火者,揭穿敌人企图挑拨破坏红军和群众关系的阴谋……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一部非虚构的作品,主体部分一是湘江战役主战场之外,寓于战地之中的村民追忆口述;二是红军战士在与乡民交互中的遗物、信物、事件;三是“历史回闪”,写作者讲述相关的历史,与民间之述史形成交叉;四是其中别出心裁之处,设置了采访视频的观看入口,读者可以通过扫描二维码进入观看真人实地的访谈。

民间的口述是全书的主体,其内在的叙述模式是极为显豁的,乡民与红军从相遇到相知,从相交到相助,最后结下生死情谊与情义,从而构成新的情感纽结。“那是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听说红军要来,村里的人怕得要命全都躲进山里去了,吃的用的,值点钱的,能带的基本都带走了。其实,那时候的老百姓个个穷得叮当响,自己都吃不饱穿不暖,哪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几天以后,等红军离开了才回家。我们家的人除我妈妈外,也都躲出去了,直到有消息说红军走远了,大家才回家。”猜疑、犹豫之后,是辨知、识别,随后便是感同身受的接受和认同,这是符合一般的认知逻辑的,同时也是战争形势下的心理——情感状态。在这个过程中,构成了近现代以来新的革命逻辑,民众对红军怀着悲悯与仁爱,也为这支“人民的军队”身上的理念和精神所触动,内心生成了新的共情机制。值得注意的是,口述人的叙述自然是一重讲述,但写作者的“历史回闪”同样是另一重言说。两套话语体系在书中交汇,相互对照,又彼此呼应。如陈思和所言,“文艺创作起源于民间,在被士大夫文化改造之前,它是走在后一脉野史的源流之中。这已经被文学史无数作品所证明。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到上世纪90年代,最为绚烂的成果,就是作家重归民间的自觉”,在刘玉那里,这样的自觉不是与正史相疏离的,而是以民间说正史,也就是在同一旨归下汇聚了两套不同的言说系统,它们从离间到合流,构成当代中国文学民间书写的新形态。

但要指出的是,民间与正史之间尽管殊途同归,但却不能完全取消其中的二元分化。分化本身最终不是为了区隔,而是在融汇中贯通,形塑具有穿透性的历史认同感,既具有历史价值,亦能显露其当代意义。《民间记忆》里,“记忆”通过口述呈现出来,刘玉自己说,“受访者均为底层百姓。客观的民间记忆,也是客观的百姓生活史,从他们的人生磨难和现实生活状态入手,记录中国底层百姓坚忍不拔的民族性格,是创作这部作品的一个重要意义”。我感兴趣的是,在口述勾勒记忆的过程中,情感机制是如何生发的?个体的记忆与民族的历史之间存在着怎样的精神回路?

不得不说,追述本身是一种记忆和还原,当然这里面也有某种后见之明。战乱频仍之中,底层民众遇上了各色队伍,他们与之周旋,处处打交道,他们求得安稳已是奢侈,但非常耐人寻味的是,人们却视死如归地拥戴红军。口述者在当时都是贫苦的农民,是红军口中所言的“红军是穷人自己的队伍”当中的“穷人”,战争来临,他们的生命如蝼蚁,但是他们能够清晰辨认出红军的立场及其使命,并坚守内心的阵营,于是,得道者多助。《民间记忆》沉入20世纪30年代的战地,在历史的褶皱与罅隙之中,考掘人心的向背归属。在口述人讲述之后,紧接着是正面战场的展开,两条线索交叉勾连,一下将故事的纵深度打开,延展出了更为复杂的历史向度。

因而,我更倾向于将《民间记忆》视作当代红色文化书写的一种叙事范型。在那里,刘玉引发我们因何而记忆,又为何而纪念的思考。我们所怀念、纪念的,不仅是战争的另一种场景,是认知历史的另一个路径,更是自我的另一重镜像。历史的另一面固然是新的填补,新的材料同时也是新的视角,引发出新的当代性思考,我们如何辨认并激活那些尘封的历史,与之对话、共存,这是文学的另一重面相。

我曾在《物·知识·非虚构——当代中国文学的“向外转”》一文中,谈及当代中国文学由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向内转”逐渐演化到当下的“向外转”的流变,其中对“物”的倚重成为当代叙事的一种重要转向,这在《民间记忆》中再次得到印证。“物”背后的历史同样引人思索,红军的棉被、“美最时”牌马灯、“红军手雷”、环首铁匕首、大刀、《中国地理常识》、贰角银毫等,以“实”物的方式进入那个历史时段,其不仅于焉获致自身的本体属性,更是嵌入到文本之中,左援右攀,牵引着彼一时代的事实、境况与情感,“由中央苏区兵工厂制造的这种手榴弹形状像佛手瓜,一头大而圆,一头小而尖,红军战士亲切地称其为‘小甜瓜’。当年的苏维埃政府经济条件和技术条件极为艰苦,所以铸造出来的手榴弹结构简单、表面粗糙,用料也‘因地制宜’,所以‘小甜瓜’有铜制的也有铁制的,个头有大有小,重量当然也参差不齐。惨烈的新圩阻击战后,蒋立顺在地里捡到一个手雷和一把军刀。他经常拿出‘铁疙瘩’显摆。历经岁月洗礼,手雷已被摸得油光发亮”。这里既有历史知识的讲述,又是对战争情状的叙写,同时还掺入了民间个体的情感,可以说,“物”的存在,在文本中将饶有兴味的线索埋入其间,而且物、事、人的勾连,推动着叙事的发生。不仅如此,精神常常以人物/事物/器物的方式存在,“物”既是证言,也是载体,更多的时候还是精神/文化本身。

如前所述,历史的另一面不仅是一种补充,使既有的历史本身变得立体,而且丰富并增殖事件的内在价值。从这个意义而言,正史叙述与民间记忆之间,并没有主次之分,其相互充盈、助益。和平年代,在我们讨论战争的时候,我们谈的是缅怀和纪念,更谈的是某种历史感的形塑。历史的“另一面”,潜在的话语便是“这一面”,两者之间相互辩证、激荡。这一面没有太多的枪林弹雨,没有血腥牺牲,甚至一度是隐而不彰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的历史不是湘江战役的边缘,而是不可或缺的存在,其同样是一种中心,广大民众倾其所有,压上身家性命,经历了人之常情的陌生——猜忌——犹疑之后,真正了解了这支红军,民间由此构筑了一重坚实的堡垒,参与到战斗之中。人们固然珍爱生命、爱好和平,但却义无反顾,有情有义,对正义之师怀抱恻隐与尊崇。在这个层面而言,历史的另一面还是一种精神认同与生命价值的传递。根据广西桂林灌阳县新圩镇新圩村村民蒋立顺的口述:

红军过湘江,在这里打仗,老百姓大多是支持他们的。

怎么说呢,以实际行动支持吧。比如为红军带路,做挑夫,救护伤病员,帮助架桥渡江、突破围堵,也有人直接跟着参军了,还有人将自己的儿女送去当兵。

这是冒着坐牢、杀头的危险的啵。

那一仗打得很惨,死了很多人。

红军过了湘江之后,大家又帮助伤病员,帮助失散红军,埋葬散落的红军遗骸。还有的人,多年来一直坚持守护红军墓。这些都是自愿的。

在战火纷扰的时代,无数先辈前仆后继,他们怀抱“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的信仰,血染湘江的红军战士及其背后站立着的千千万万的百姓,他们构成了一部伟大的战争史诗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历史的“另一面”叠加着“这一面”,形构出一种新的国族象喻。

出于这样的感召,刘玉沿着中央红军经过广西境内的足迹一遍一遍追寻,他的内心溢满敬重与温情,试图触摸那片曾经喑哑沉抑而如今生机勃动的土地,他写到徒步翻越鬼门关老山界时,“在一个叫杀人坳的地方,我饥渴难耐,俯身去捧一口山泉,泉水幻化成一面镜子,映照出无数疲惫但鲜活的面孔,他们黝黑消瘦,头顶红五星,目光坚毅……”我更愿意将这个场景当成一种精神的隐喻,近一个世纪的时间挪移,那些历史面影依旧鲜活显豁,如一掬清泉,其清澈,其甘洌,在后之来者的脾胃胸腔流涌,化成我们的血脉和筋骨。


(作者简介:曾攀,复旦大学文学博士,苏州大学文学院博士后,《南方文坛》杂志副主编、编辑部主任,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近年在《南方文坛》《扬子江文学评论》《当代作家评论》《小说评论》《现代中文学刊》《文艺争鸣》《当代文坛》《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上海文化》《上海文学》等发表文章近百篇。文章多次被《人大复印资料》《社会科学文摘》等全文转载。曾获《黄河》文学奖、广西文艺花山奖、广西文艺评论年度奖、《广西文学》年度评论奖等奖项。著有《跨文化视野下的晚清小说叙事——以上海及晚近中国现代性的展开为中心》《人间集——文学与历史的生活世界》《面向世界的对话者——乐黛云传》等)

责任编辑:覃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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