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白说，我是一个比较慌乱也比较急躁的人。这种慌乱和急躁源于我内心深处的自卑。
我的自卑与我的出生有关。倒不是我出生难产或者有别的是是非非，而是我的籍贯看起来有一些复杂。那些年，在填写相关表格时，填到籍贯那一栏，我经常犯难。我爷爷那辈生活在湖南湘西，后来辗转搬迁到了贵州，在黔南州又呆了好些年。待到我的父辈们出生，爷爷被生活所迫，只能继续迁徙，并最终落户广西，安居于南丹县一个叫岩洞平的村子里。起初，我在籍贯里填的是“湖南湘西”，后来想想似乎有一点远了，便又改成“贵州黔南”，读书毕业参加工作以后，我的籍贯就一直填写的是“广西南丹”。不是我善变，而是我觉得一个人的本事大小、水平高低，多是自身勤奋努力的结果，与籍贯没多大关联。所以，我也就不太在意了。
说我的自卑与出生有关，真不是托词。
我爷爷那一辈，是湖南人，住在湘西一带，匪气较重。他的长衫和长烟杆成为他相对固定的形象，威严、生硬、死板，看着不太容易能让人靠近。提到湘西，人们总能联想起一些神秘的“道法巫术”，所以我时常觉得他瘦削的身体里也装满了许多神秘兮兮的人和事，让人心生敬畏。就连我的小姑，见到自己的亲生父亲也同样胆怯退缩，甚至直到现在，七十多岁的小姑对入土四十余年的爷爷还心有余悸。
我的父母都在贵州出生，成家之后才搬到广西来，他们在桂西北的弹丸之地养活了我们兄弟姐妹八人。我们八个算是有着湖南血统，却是出生在广西的贵州人。通俗一点说，如果把我们八个人当成一款产品推出，产品介绍上可以这么标注：技术支持“湖南湘西”，生产原料“贵州黔南”，产地“广西南丹”。
其实出生地，本不应成为我自卑的理由。可小时候，我们想从家里去往镇上赶一次集，逛一回街，仅单程就得走四个多小时。除此之外，因家境贫困，一到青黄不接家里就揭不开锅，我们时常得跋山涉水用青苗去找人交换粮食，这使得我幼小的心里种下了苦难的种子，常常感觉低人一等。
在我上初中之前，很难穿到一件新衣裳，只能是大哥穿了二哥穿，三哥再穿一季，轮到我穿的时候，已经打了第四层补丁了。那些年，我内心经常生出一些无可奈何的幽怨，埋怨父母的无能，苦恼生存的艰难。但是，我偶尔也会自嘲，说自己还算幸运，我上头有个姐姐，如果这个姐姐是哥哥的话，待到衣服轮到我穿时，补丁会在第四层的基础上再多加一层。
这种因出生产生的自卑心理，导致我经常会莫名的孤独，不敢跟人说话，不好意思和多人扎堆，哪怕偶尔聚集，也会自怜自伤。那时候，我的内心极度脆弱，被人欺负，想要反抗又怕打不过他们，我唯一能做的就是逃避，而逃避的最好的方式，就是捧着书本躲起来。
然而，大山里面除了小学课本外，就难得谁家有几本书。那些年，我把家里仅有的两本书反复阅读，一本叫《薛仁贵征东》，另一本叫《薛刚反唐》。偶尔能从别人那里借到手的，还有几本残缺的连环画，像是《大闹天宫》和《小蝌蚪找妈妈》，由于没有全套，我只能靠断断续续地读，断断续续地想象，在脑海中自己圆满情节，构筑我想要的英雄形象，或是有意识地刻画一些反面人物面孔。跟着书里、连环画里的人物恐惧、傻笑、流泪……
读书对山里的孩子而言，是一种挑战。我小学一二年级在离家三公里外的天平小学上复试班，那时，只有上午上课，下午都是劳动。每次上课，上半节课老师给一年级的讲课，二年级的学生就在课堂上写作业，等到下半节课又反过来。给我们上课的是一位姓韦的老师。学生们家里穷，没有钱交学费，老师也不喜欢要现金，每学期就用一担干稻谷当作学费。到学期末，老师自己到家里来挑回去。当时，我和三哥一个读一年级，一个读二年级，每学期两担谷子。如果适逢我们丰收，粮食有剩余，过完秤之后，父亲还会多加两升给老师。
升到小学三年级后，我要读书就得步行一个半小时，翻过四座山，到一个叫巴益的壮族村庄里去读书了。每天早上我要五点半起床，炒两碗剩饭，一碗算早餐，再装一碗带去学校当中餐。晚上放学时，还必须得加快速度跑回来，就怕跑慢了肚子饿得走不动。待到四五年级，我又换到村部完全小学去读寄宿制学校了，学校只安排两间房，置着几张摇摇晃晃的空床架，我们得自己从家扛竹子或是木片去拼成床板，然后三四个人挤一床。
学校在宿舍门口搭有一排小火灶，学生放学后可以自己煮饭。那时我年龄小，个子也单薄。做饭要到学校外两公里远的水井去打水，没有桶，我们就直接用饭锅提水。通常满满一锅水，我摇摇晃晃地提到宿舍之后，就只剩下半锅了，连饭都经常煮不熟。
生活在大山深处，我们家很少出门赶集，真要上街，必定跟柴米油盐有关。我小学四年级的下学期，第一次跟父亲去赶集。凌晨五点，父亲挑一担大米，我背着五斤黄豆，走了四五个小时才到了镇上的街市。可一直蹲到下午三点，四周摆卖的人都快散场，我们的东西还没卖出去。也不是没人来询价，是父亲觉得这么远来一趟，他们给的价格太低，不划算。等到最后再想低价出售的时候，已无人问津了。最后，原本计划要买的猪油没有钱买，还饿得连吃饭的钱都没挣到。无奈之下，父亲拿了两斤米到街边粉摊换了两碗素粉，我们一人一碗，把汤水都吃得干干净净。不得已，我们把剩下的大米和黄豆寄存在街上远房的亲戚家，乘着夜色返回，直到月亮升起来，才回到家中。一直在焦急待的母亲，没等来油，只等来两个丧气的身影。
这次赶集的经历，让我本就卑微的心态再度加重，极为迫切地想要改变命运。慌乱和急躁，是那一时期我最明显的表征。什么都耽搁不得，恨不能一天能把所有的事做完，恨不能初中三年一下学完，更恨不能我立马就当上国家干部。这种心态导致我的书也没读好，字也写得潦草，脑子里的知识也断断续续的。至今回想起来，我仍感觉自己的学历像是混出来的，成绩中上，只是一直在为了走出去跌跌撞撞地读着、学习。
急躁的心态让我时常疏忽细节，做事粗糙，有时候我会反省自己，有时候又盲目地原谅自己。我对自己说，一个点煤油灯到2002年的山村，一个2012年才通路的穷苦之地，一个要靠肩挑背扛、打着火把才能走出来的山寨，我能做到这样已经不容易了。
我知道我有些自欺欺人，但我只能不停地催促自己奔跑，追赶时光，追赶前人的脚步，才不会被远远地甩下。
直到我决定用写作来释放内心的压力，我才真正学会了放慢步子。因为急切出不来好文章，慌乱更是文学的硬伤，急躁亦会让文字蒙羞。生活中曾经经历过的艰难行走，在笔下得已倾吐，文字成为了我打开内心世界大门的密钥。在追着风霜雨雪、日月星辰的路上，我一点点打开自己，将那些湿漉漉的心事与回忆打捞出来，在时光中晾晒。这才忽然发现，快乐的童年，甚至连青春的萌动，我都没来得及体验，竟然就进入中年大叔的队伍，徘徊不已。
前些年，我被组织以党建指导员的身份派驻丹泉集团，在挖掘企业品牌和文化建设的同时，我又在内心再次“快”和“慢”展开博弈。企业发展不能慢，也不能太快，要学会有节奏地奔跑。那时候，我发动丹泉集团生产部门的全体员工都动起来，奔跑起来，把“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这句话高高地悬挂在“洞天酒海”的门口，我自己也穿上跑鞋，整天在车间里转。大家需要汇报工作讨论问题的，时常到半路上拦截我，办公室里很少有我的身影。
但是回过头，我又在想，出了厂区呢，我该怎么办？我们要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那时候，“慢生活”三个字开始在脑海跳动。是的，快是追逐，“慢”才是生活的原色。我想要的慢生活，或是三五好友聚在一起把酒畅谈听歌，或是一人独处，一笔一纸一盏灯，一书一歌一盏茶……
生活是这样，读书写作更应该如此。但愿那些慌乱和急躁已成为过往，成为历史的记忆。我希望能留下来的，是一些有亮色的文字，也希望读到这些文字的朋友们能读懂我的迷惘与清醒，跟着这些文字一起沉思和沸腾。
是为序。
（作者简介：宋先周，广西散文学会副会长，西部散文学会副会长，现供职于广西河池市文联，有作品发表于《解放军文艺》《散文海外版》《作品》《广西文学》等报刊，并入选年度选本和各种作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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